另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用新的方法去应对，“资本主义在当代已经破败不堪，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未枯竭，而是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的面貌出现，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施政纲领，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构成仿效的模式，其核心教条几乎以宗教教义的面孔出现”②。这就导致伊格尔顿为了实现目标，不惜采用多种方法提高批判性和针对性，甚至另辟蹊径吸纳宗教的方法，仿佛看到了宗教神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些异曲同工之处。他指出，“理想上，西方需要的是某种文化能够赢得人们衷心的爱戴，准确地说，也就是传统名义上的宗教。”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理由，即宗教具有强大的实践性力量，“没有任何形式的文化证明比宗教在联结超越价值与普通实践，社会精英的精神与社会大众的投入之间更有力量。宗教的无效是因为它的出世，但是它的有效是因为它的出世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因此，它能给普遍文化与具体文化，绝对价值与日常生活之间提供一种联系”③。正因为这种联系，宗教便具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社会实践功能。
黑格尔认为，宗教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阶段和途径，“对于黑格尔来说，宗教仍然是真实的，宗教就是精神认识自身并且赋予知识以自己的绝对力量，并因此通过这种知识把自己推向了理性的最高峰”①。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伊格尔顿也将宗教视为实现人类自由的过程和手段。因此，伊格尔顿的宗教伦理观以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倡导人类社会的自由以及积极的个体自我实现，从促成他者的自我视线中完成自我实现并最终促使整个社会走向理想状态。“从一开始，宗教就必须履行理论的功能同时又履行实践的功能。它包含一个宇宙学和一个人类学，它回答世界的起源问题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而且从这种起源中引申出了人的责任和义务。”②伊格尔顿认为，只要确定人的责任和义务，就能确定人生的意义，指明人生的方向，使得人们去追求幸福的生活，进行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生活实践。
伊格尔顿尤其重视“爱”的力量，认为“爱”的生活是一种有德行的生活，这种德行“只有在我促成你的自我实现时，我才能完成我的自我实现，反之亦然。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这种相互性很少被提及。这种伦理学的政治形式即为社会主义；如同马克思所言，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是全体成员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这是一种政治化的爱”③,
可见，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主张用意识形态批判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了这个美好的目标，伊格尔顿认为，一切艺术形式包括宗教都属于意识形态，也都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手段。因此，伊格尔顿对于宗教的力量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并将之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手段之一。
“马克思认为，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①这就说明宗教虽然具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效果，但是宗教所描绘的世界毕竟是一个虚幻想象的世界，伊格尔顿这种为达目的不计手段的文化批判立场，固然能够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多方面的批判，增强了其批判手段的多样化，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批判倾向不区分意识形态批判手段的科学性，一味地为批判而批判，最终会削弱其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甚至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潭。所以我们有必要再重新回到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上来。
伊格尔顿着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充分彰显意识形态批判的解放目标。对他而言，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理念系统与封闭的话语形式，还是一种动态的生产活动与话语实践，背后是诸多盘根错节的社会生产方式与阶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