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和根据，寻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突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主体的地位，这对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主体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具有进步的意义，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方向，“工人阶级拥有强烈的群体归属感，这种感觉联系着一种观念，即认为友好、合作、邻里互助是非常重要的”①。这种工人阶级文化强调社会性的内涵，反对私有占有性，从而具有更远大的历史前途，“工人阶级由于他的地位，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还没有产生清楚的意识到的文化。它所产生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机构，诸如工会、合作化运动和政党，认识到这个文化是重要的，工人阶级文化，以其一直在经过的阶段而言，基本上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的。把这种文化放在它的来龙去脉中思考，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创造性成就”②。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理论遭到种种质疑和危机的时刻，“文化唯物主义”没有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中迷失方向，它卓有成效的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与进步性，始终坚持工人阶级价值诉求相对于其他价值诉求的基础性地位，进而将各种形式的新兴社会运动归纳到社会主义运动的系统之下，有力地借助了各种社会力量来复兴社会主义运动，这对于当前处于低潮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无疑能起到新的启蒙作用。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秉承“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张，试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来重新发现人的主体性，面对后现代主义者否认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观点，他明确重申：“人类的存在历程无论如何应该是‘主体’完满实现其自然属性的过程”①。他从人的“身体”出发来重建文化主体，“身体”既指具体感性的生物性的存在，也指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感性活动主体的角色，而要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就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伊格尔顿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发展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主体，并在这种新主体的运动中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
(三)通向宗教之路的不合理性
实现人类的解放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伊格尔顿也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性和成本，“我们可以说，即使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在阶级社会中得以实现，人类为这个理想的结局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太高昂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要持续多久，取得多大的成就才可以抵消阶级社会在历史上造成的巨大痛苦?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暴行变得合理，社会主义是否真的有能力彻底补偿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②实际上，这里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效性产生了一丝怀疑，他想寻求一种更为有利的方式。他也明确地说过：“我一直对研究神学(形而上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的著作曾一度离开这个主题，但近年以来，我又回到这个主题……可以说，研究上升到了更为哲学的层次。”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