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伊格尔顿没有简单的回到理性主义的主体理论，而是在批判后现代主义主体理论的基础上，同样吸取了其合理因素，来建构自己的主体理论，即在身体自然性的基础上突出“主体”的能动创造力量。伊格尔顿认为，我们不能放弃人们的自然属性，也不能随意抛弃身体的概念，“我们思考的方式源于我们的动物属性。我们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延续性，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构成和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人类的思想离不开感官、实践和情感因素”①。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社会主体的自然属性，人的主体性是在具体劳动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然而在阶级社会中，人类的劳动被异化，人的劳动自由受到了他者的束缚，丧失了人类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这才是“主体”的真正迷失。伊格尔顿指出，只有消灭劳动异化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恢复劳动的本来面目即人类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人类主体的地位和尊严。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人类主体确实存在迷失的现象，改变这一状况的现实的路径是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力拨“主体”于迷失之中，充分张扬人的主体性，恢复“主体”的自然属性和应有尊严，“人类的存在历程无论如何应该是‘主体’完满实现其自然属性的过程”①,人类主体地位的实现既不能依靠理性主义所主张的——仅进行思想领域的革命，也不能像后现代主义主张的那样——用身体去取代主体性，而是要靠人自觉改造世界的“主体性”的劳动实践。“我们必须将主体视作一种实践，并把客观世界重新定义为人类实践的产物”②,也就是说，只有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人不但延续了自己的存在，而且创造了自己的主体性，也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恢复自己的主体地位。
伊格尔顿认为，激进的文化批判必须超越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主体”,坚持唯物史观的“主体”范畴，“它既不是那种密闭的漂浮于物质实践之上的超验主体，也不是斯图亚特·霍尔断定的那种不完整、不确定、无中心的‘个体’”③,而是实践性的、以人为目的的主体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主体性的迷失和异化现象的严重性，人类的解放思想必须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之上，这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树立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标，“造反者必须具有相当的自信和镇定，具有确定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始终同一性”①。针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诘难和质疑，伊格尔顿坚持认为必须要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必须被打破重写——这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都是酷爱对抗的嗜血野兽，偏偏喜欢革命胜过改革，而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认为治标更要治本”②。
这种确定的目标就是要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在现实中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塑造“社会主义新主体”,“我们往往是通过体验事物对我们需要的抗拒，来确认事物的存在，而这种体验的获得者主要来自实践”③。因此，这就需要在劳动实践中、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来确立人的主体性，并体现人的主体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伊格尔顿提出“社会主义新主体”,不是后现代主义所说的那种个体的人，而是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能动个体。按照他的看法，只有通过这样的新主体，在资本主义中才能汇聚起冲破一切社会物质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资源和力量，才能最终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真正主体性，展现个人和整个人类的全部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