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实现人生意义和获得人类的解放，伊格尔顿设计出了解放的主体力量即“社会主义新主体”,而这种新主体的确立是通过批判后现代主义理论实现的。
(一)反思后现代主义
关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这一问题，学术界议论纷杂，各抒己见而又各执一词，这个词语与意识形态一样，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很难对其下一个大家都肯定或赞同的定义。伊格尔顿也没有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描述了其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在伊格尔顿的思想中，后现代主义站在一种绝对的怀疑主义，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这种怀疑主义主要是针对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理性启蒙主义的对立面，否认一切确定的和基础性的东西，“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后现代主义就是在这种反对基础、本质、真理和同一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数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①。
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于资本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但在总体上他对后现代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激进的文化批判语境中，从政治批评的角度出发，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激进政治运动(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左派)失败所引起的思想和情绪反应，是这一政治运动因力量减弱而无法挑战资本主义现实情形下的一种替代性选择，也就是说，在社会现实运动方面的无能为力，催生了在理论方面的畸形改变，后现代主义就是这种理论改变的产物。
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放弃了从理性、进步、公平正义以及阶级革命等方面去分析社会矛盾，寻找解放途径，而是转向身体、权力、欲望、文本、符号等理论范畴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及其表现，但是又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点和设想。因此，后现代主义理论学说既是丰富的又是含糊的，“谈论人类文化而不是谈论人类本性，谈论性而不是阶级，谈论身体而不是生物学，谈论快乐而不是正义，谈论后殖民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①。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思想倾向和理论方法很多时候就是语言游戏和政治策略，既要批判资本主义，又不至于引起资本主义的镇压，这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模糊不清的理论态度。
后现代主义在历史问题上拒绝“大写的历史”观，“后现代主义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并满怀自豪感的宣称‘历史的终结’。这一思潮主要植根于以下这样一个信念：未来不过是现在的重复”②。因此反对历史的意义性和持续性，而主张历史观上的断裂性和随机性，走向了历史偶然论。针对这种观点，伊格尔顿指出，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征表现出的是惊人的连续性，即剥削和受剥削的顽固持续的社会现实。后现代主义却无视这种苦难的连续性，而拾起了历史中的偶然性碎片，以此作为历史的特征，后现代主义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恰恰是“以它自己多元论原则臭名昭著的侵犯性抹平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①,从而掩盖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也不利于真正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多面性的一种漠视，这种漠视当然能够为这样一种混同策略颁发许可证”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