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现代审美消解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树立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的主体，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审美自律性对于自我力量和自我本质的强调又成为反对资本主义规范化生产的依据，审美自律性“一方面提供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那么,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了人的力量和能力自我决定的特征，这种特征在卡尔·马克思那里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成了革命性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的人类学的基础。”在这里，伊格尔顿揭示了审美的这种双重性，审美既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主体性特征，同时也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放的幻想，这种幻想坚决地反对工具主义或专制主义，提倡一种普遍性的平等主义，审美一方面为当前社会“提供了一种和谐的乌托邦形象，那么美学又阻碍着走向这种历史性一致的现实的政治运动，并使之神秘化”①。在这里，伊格尔顿将审美视为一种主观性的意识观念，但是，这种审美意识确实对客观社会结构和阶级现状的反映，也就是说，审美不是人类的普遍活动，而是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物质利益紧密相连。
伊格尔顿指出，审美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特征更加鲜明，“审美作为这样一个范畴，一方面可以被保守地用来强调政治权力嵌刻于我们的主体之中，另一方面也用来强调主体的自主性是抵制权威的基础”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发挥审美的解放作用呢?伊格尔顿提出了身体的观念，“我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身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这个身体的观念强调感觉性，认为这是审美活动的一种进步，“美学标志着向感性身体的创造性转移，也标志着以细腻的强制性法则来雕凿肉体”③。伊格尔顿认为，身体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这种物质性的身体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活生生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与社会地位、阶级经历以及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感性的身体因而产生与这些东西相关的现实需要，而这种需要也是社会主体实现其自由的前提条件，“对身体最为基本的需要的不断肯定是实现伦理和政治的团结以及自我和他者相互联系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同时，与自我和他者的联系相伴而存在的是一种为公共社会秩序提供基础的潜能”①。
在这里，伊格尔顿将身体与他者以及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主张从这种联系中发挥身体的潜能，因为“人体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在改造周围物质的过程中也改造自身的能力”②,这种身体的改造也包括改善身体的审美意识，以反抗社会权力的压迫，“审美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首次激动——这种激动是肉体对理论专制长期而无言的反叛的结果”③,而通过这种对理论专制的反抗，感性的身体就能够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而权力又规定着审美”④。因此，身体在反抗现实社会的权力实践中会使得审美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实现身体的自由，“一旦他人已被确定，一旦他人注视我的目光把我置于他的视觉场，夺取了我的一部分存在，人们就能明白，只有我和他人建立联系，只有我使他人不受拘束的认识我，我才能收回被夺去的一部分存在，我的自由需要他人同样的自由”⑤,只有实现了我和他者的自由，我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部存在和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