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抽象化的审美形式实质上却伤害了审美本身，“因为美学始终是一个矛盾的、自我消解的工程，在提高审美对象的理论价值时，人们有可能抽空美学所具有的特殊性或不可言喻性，而这种特殊性在过去往往被认为是美学之最可宝贵的特征。任何一种抬高艺术的语言都会暗中对美学造成持久的危害”①。这种持久的伤害就是将审美理解为纯粹的形式活动，是一种无功利性和无利害性的人类的普遍性活动，从而割裂了审美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掩盖了审美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实际上，审美活动在被抽象为形式主义的同时，也在悄然地行使着其社会职能，这种社会职能并不是提供一种“美”的感受，而是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以维护或批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统治。伊格尔顿指出，审美思想或美学范畴，尤其是现代审美理论与政治斗争具有紧密的关联，“广义的美学范畴在现代欧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美学在谈论艺术时也谈到了其他问题——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中的中心问题。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①。也就是说，美学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以及社会主体的形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美学观念建构活动，也在建构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随着早期资产阶级的出现，各种美学概念已开始不动声色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中起着非同寻常的内部核心作用”②。因此，审美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活动，它对于当前的社会具有维护作用。但是，伊格尔顿也指出，审美活动的政治性还体现在对于当前社会秩序的反抗作用，“美学对主流意识形态形式提出了异常有力的挑战，并提供了新的选择，美学又是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③,而这种矛盾性与审美的阶级性有关，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审美判断，并以这种判断为基础对主流意识形态或是支持或是批判。
伊格尔顿考察了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审美的这种矛盾性，他认为审美本身所具有的集意识形态建构和意识形态解构于一身的矛盾性，源于审美的自律性或自指性，而这种自律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通过物质的生产成为‘自律的’——自律于其传统上所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能”,文化艺术生产的生产过程由于摆脱了传统上政治制度的束缚，走向商品的市场，具有了较大的自主性，“一旦艺术品成为市场中的商品，它们也就不再专为人或物而存在，随后它们便被理性化，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说，也就是成为完全自在的自我炫耀的存在”①。但是这种自律性的存在只是一种形式，它在避开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却被不同的社会思想观念所占据和控制，成为自相矛盾的存在，既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又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挑战。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审美的这种自律性正好可以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审美“极易避开其他社会实践而孑然独处，从而成为一块孤立的飞地，在这块飞地内，支配性的社会秩序可以找到理想的庇护所以避开其本身具有的竞争、剥削、物质占有等实际价值。更为微妙的是，自律的观念——完全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的存在模式——恰好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它的物质性运作需要的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模式”②,而这种主体性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力交换的自由。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由构成了人们真实的生活情境，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观念使得一切传统的东西都消失了，资本的逻辑统治了人们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