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诸人中，值得注意的是商丘成与桑弘羊。商丘成在平定戾太子刘据起兵中立功，延(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被封为秏侯，同日受封的还有两位在此事件中立功者。③两个月后，商丘成由大鸿胪拜为御史大夫。不过，随着武帝对巫蛊之祸的反省与平反，这些因此立功受封者均以各种理由被杀或自杀，商丘成亦没有逃脱此命运。④此后，直到武帝临终，御史大夫一职空缺达8个月，颇为罕见。这应与武帝晚年多病有直接关系。考虑到武帝身体状况，临终前一年，政务上并无积极举措，即便没有御史大夫，汉朝已有成熟的“行”“守”制度，主官空阙，机构依然可以正常运作，文书可照旧处理。此间外迁御史大夫寺的可能性很小。
最引人注意的是武帝临终前任命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参与辅政，终弘羊卷入燕王、盖主、上官桀父子的谋反被杀，此事很可能是导致外迁的直接导火索。
桑弘羊是武帝重用几十年的兴利之臣，对于保证武帝一朝财政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深得武帝信任，因而临终前将其指定为辅政人选，并出任空缺多时的御史大夫，如下文所论，御史大夫掌管律令，对于维护统治的连续性颇为重要，同时，弘羊又擅长兴利，可以保证昭帝朝财政收入。可以说，武帝对身后的人事安排，考虑得颇为周到。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武帝临终的精心安排很快就因各种因素而产生问题。首先是金日確一年后便死去，而上官桀父子与霍光间因争权逐渐产生矛盾，加上燕王、盖长公主等加入其中，最终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上官桀等在元凤元年九月试图谋杀霍光，废帝，立燕王，计划泄露而被捕，并以谋反罪被处死，桑弘羊亦卷入，一同获罪被杀，桑弘羊整个宗族亦全部被诛。①
关于此次谋反，桑弘羊是否参与，今人尚有不同看法。②从《霍光传》所载“尽诛”弘羊宗族，以及《杜延年传》中对藏匿桑弘羊之子桑迁案的处理看，极为严厉，至少霍光认为弘羊参与其中。据《食货志》与《盐铁论》,在治国方针究竟是在德化还是兴利上，桑弘羊与霍光间产生分歧，这或是两人矛盾的根源。③元帝时，张临亦谦俭，“每登阁殿，常叹曰：‘桑、霍为我戒，岂不厚哉!’且死，分施宗族故旧，薄葬不起坟”,师古注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骄奢致祸也。”④看来，元帝时人亦认为桑弘羊是前车之鉴，恐怕与其参与谋反不无关系。三国时期流传的说法是：“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争权，几成祸乱。”⑤
此次谋反恐是导致御史大夫办公地点外迁的直接原因。前引《汉书·严延年传》说明，西汉时大臣遭到劾奏，便不能进入宫殿门，若是谋反重罪，更是要严加防范，且会连及其下属与荐举的官员。《汉书·杜业传》云：“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⑥居延新简EPT65:301“臣请免其所荐用在宫司马、殿中者，光禄勋、卫(尉)”⑦,便是在居延甲渠候官发现的受某大臣牵连而免除其所荐举的宫官与侍卫的上奏抄件(后当成为诏书下发各地),即是一例。
这次谋杀生于内，主谋者或与霍光有姻亲关系，或是昭帝的兄、姊，颇为亲近，对霍光个人心理打击颇大，因而倍加小心。《汉书·萧望之传》载：
先是左将军上官桀与盖主谋杀光，光既诛桀等，后出入自备。吏民当见者，露索去刀兵，两吏挟持。望之独不肯听，自引出閤曰：“不愿见。”吏牵持匈匈。光闻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说光曰：“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于是光独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补大将军史。①
谋反弭平后，霍光严加戒备，广及所有要拜见者。从萧望之的经历看，霍光显然对其谏言颇为不满，折射出霍光对个人生命安危的极端小心，与对他人的极端防备，他对参与谋反者的痛恨亦可想而知。
整个西汉一朝，御史大夫在位时被处死或自杀的例子很多，不过，因谋反而坐诛的仅此一例。谋反是极为严重的罪行，后被列为“十逆”之首②,此案处理中亦是尽诛上官桀、安、桑弘羊与丁外人宗族，穷尽党羽，加上桑弘羊已在任七年，党羽故吏一定不少，朝廷虽下了宽大诏书，但实际上不会轻易放过。此一重罪，必成为清洗桑弘羊党羽，并将其机构迁出宫外的关键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