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临终前，安排霍光、金日確、上官桀、桑弘羊与田千秋五人辅佐昭帝。⑤金日碑早亡，田千秋虽为丞相，职在治外，但对霍光言“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公卿朝会“终不肯有所言”,听任霍光处置，霍光亦“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⑥因此，元凤元年谋反事发前，主持朝政的只有霍光与上官桀、桑弘羊三人而已。后两人反逆丧命，便只有霍光一人独力支撑朝政。所谓“朝无旧臣”的一层含义当指此。
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凤元年，诸卿变动颇多，前人略有提及，但乏深论。①具体说有“光禄勋并右将军”张安世，告发谋反的功臣谏大夫杜延年任太仆，太中大夫刘德任宗正，壶信为执金吾，中郎将赵充国为水衡都尉，贾胜胡为左冯翊。而此时已经在任的有大司农杨敞、廷尉王平、太常江德、卫尉田广明、少府徐仁。②诸卿一级的官员均由皇帝拜授，依当时情势，人选当是出自霍光胸臆。
诸人中事迹可考者，或为霍光故吏，或与霍光立场一致。杨敞是霍光的故吏，曾入霍光幕府，做过军司马，史称“霍光爱厚之”。③而“首发大奸”的杜延年，原先亦是霍光的属吏，不仅因此裂土封侯，擢为太仆，还获“右曹给事中”加官④,得以出入禁中。赵充国此前曾任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武都氐人反，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之”⑤,车骑将军当是金日確,而大将军则是霍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护军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属大司马，成帝绥和元年居大司马府比司直。”大司马改为大将军时当属之①,故赵充国亦是霍光故吏。刘德虽非霍光故吏，但亦是霍光信任并极力拉拢的对象，谋反事平后，参与“杂案上官氏、盖主事”,盖长公主的孙子曾向刘德申诉，“德数责以公主起居无状”,显然，对此案的态度与霍光一致。刘德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遭到拒绝，因此刘受到弹劾，并被免为庶人。②霍光笼络同党，排斥异己之心十分明显。
而田广明能历经此事而任卫尉不改，掌未央宫守卫要职，一定是与霍光同心同德。王平任廷尉前为军正，负责军中执法，隶属将军幕府③,当时有大、左、右三将军，究竟属于哪一位，已难分辨。不过，谋反事平后，他仍任廷尉，应受到霍光信任。事后有不少相关案件，均需要廷尉审理。
值得注意的是，谋反平定后，担任御史大夫的是王欣，此人《汉书》卷六六有传，但对其御史大夫任上的活动，未置一词，恐非无意，御史大夫寺当在其任上外迁出宫。的确，在处理谋反的后续案件中，史书中两度出现了侍御史④,恐不能说是巧合。“侍”与“御”含义有相同的一面，古人常说“御，侍也”⑤,有时两字甚至可互换。⑥文献中“侍御”亦常连用，表示动作或一类职事。①侍御史当是御史大夫寺外迁后，针对留在宫中的御史而采用的称呼。②
《汉书·霍光传》云：
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墙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③
霍氏亲党遍布朝廷的局面自然并非一蹴而就，必经长期的经营。其中平定了燕王盖主谋反，清除政敌，霍光独揽中朝大权，乃是加速这一局面形成的关键契机。而且不仅是霍氏子弟与姻亲，如上文所示，其故吏、亲信亦开始把持诸多关键职位。班固所说的“自昭帝时”的决定性年份恐怕就是元凤元年(前80年)。①
还有一件蹊跷事，《汉书·昭帝纪》元凤二年(前79年)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⑤前文不载昭帝何时迁到建章宫。
御史大夫寺迁到宫外，仅留御史中丞与十五名侍御史在宫中，对后来整个机构职掌演变的走向有相当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