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变化的出现，应与东汉初光武、明两帝个人统治风格有密切关系。学界久已注意到光武与明帝惩汉末失国、王莽夺权之弊，强化君权，削弱三公职权，并有不少分析。①不过，前人的关注多集中在制度性的设置上，或史书所提示的现象上，没有注意到这类重复性的仪式活动上出现的变化的潜在意义。
(接上页)关于东汉刺史“行政官化”问题，近年日本学者多有研究，但意见并不一致，见植松慎悟：《後漠時代に书ける刺史の“行政官化”再考》,《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6号(2008年),第10—17页；小鸠茂稔：《漠代国家統治の構造上展開——後漠国家論研究序説》,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第214—229页。植松注意到东汉刺史奏事与上计之间的关系，但解释与笔者不同(第5页),他强调东汉刺史的基调依然是监察，涉及行政主要是承担监督行政的作用。小鸠则指出大约顺帝以后，刺史作为民政官表现得更为明显，见上引书第220页，这与笔者推测的时段相同。
透过东汉计吏在京城活动的变化，不难看到皇帝与三公之间的职权上的消长，其背景乃是西汉以来丞相(三公)主政的格局。半个多世纪前，钱穆先生在分析古代制度时，比较了汉代皇帝和宰相的秘书处的组织与大小，说：
我们只根据这(宰相秘书处)十三曹名称，便可想见当时全国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而并不归属于皇帝。……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①
钱先生强调了宰相的作用，是有道理的，不过，没有考虑前后是否存在变化。后来，劳翰先生进一步指出：
秦汉的皇帝诚然掌握着国家最高的权力，但一般政务还是在原则上完全交给丞相去办，皇帝只是责成丞相。再由丞相把地方的政务信托给郡太守，由太守全权处理郡内的事。
劳先生进而将这种统治方式概括为“君相委托制度”,并认为“汉代到了武帝以后，虽然可以说还是信托式的传统，可是被扰乱的不纯。等到东汉时代就更进一步的破坏，一直到晚清尚不能恢复旧时的原则”。②劳先生指出秦汉时期丞相原本在统治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其作用时常会受到皇帝的侵蚀，十分有见地。文献中关于东汉“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一类的描述颇受瞩目，其实，后人还有另外的观察。西晋人李重说：
秦采古制，汉仍秦旧，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外内，事任尚轻，而郡守牧人之官重。……及于东京，尚书虽渐优重……①
李重关心的是内外官的考课，所说西汉“倚丞相，任九卿”当非无根之谈，亦可为劳先生说法的佐证。严耕望先生归纳史事，认为“(西汉)地方政府直辖于丞相府甚明”②,可为劳说提供力证，而本文讨论的郡国上计活动在两汉的变化，亦可印证劳说。
此外，必须看到，皇帝与丞相(三公)之间职权上的“博弈”并非直线式的——三公的职权一路下降，视之为形成“三公无责任体制”③亦过于简单化——而是反复起伏波动的，且双方角力的焦点亦不固定。西汉武帝时是个**，但主要是在元封五年(前106年)设置刺史，来监督丞相对郡国的管理，上计上，除去四次见于记载的亲自受计外，并没有留下什么制度性的遗产，当时亦是丞相府吏员人数大增的时期，元狩六年(前117年)达到382人。④光武帝时期在强化州牧(刺史)的作用之外，对于郡国上计，进行了不少巧妙的变动，通过召见与授官，加强了皇帝对郡国治绩的掌握与地方人才的笼络，事实上形成对三公工作的监督与人事权的侵蚀。
不过，光武与明帝时期的对郡国上计活动的调整，在两位勤于吏事的皇帝时不难发挥重要的作用，到了后代幼主当朝，外戚执政时，能否起到同样的效果，则不免要打个问号。三公在与皇帝的博弈中亦非总是处于下风。顺帝阳嘉元年(132年)闰月诏书中不又规定“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①,三公这不又获得了推荐二千石官员的大权?这种做法到灵帝时还被人提起，视为“旧典”并建议皇帝恢复②,恐怕还是确实行用过一段时间。
日本学界近来颇为关注西汉末到东汉初年“国家体制的再编”问题，研究更多的是围绕官制，如中央的尚书体制、三公制与地方上的州(刺史)制的变化等。计吏参与朝贺之类仪式性活动的出现也影响到皇帝与三公、郡国之间的关系，亦需要纳入思考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