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至东汉顺帝时，郡国不过105个，参加上计的官吏若以三人计③,一次总共300余人，看起来人数不多，实际并不少。自和帝永元年间开始，岁举孝廉的人数也不过228人④,按《通典·职官·秩品》,东汉内外文武官7567人，内官1055人，外官6512人(36/990),300余人已近内官总数的三分之一。对皇帝而言，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官员后备人选。换个角度看，这一渠道的开辟，意味着原先归司徒所控制、调配的候选官员的部分流失，无形之中，其影响力与职权受到侵蚀，而皇帝在任用官员上的影响扩张到郡国低级官吏群体。当然，此变化微妙，表面难以觉察，以致东汉一代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尽管不少时人在争论三公与尚书职权的起伏变化。
东汉时因受到皇帝接见而实际获得官职的计吏数额无法确知，且当时恐怕也没有个确定的数量或比例，从计吏角度看，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更刺激计吏们的努力，如果表现出众，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青睐。计吏面见皇帝的场合，实际成为郡国计吏自我展示，包括显示自己郡国风土人情的极好舞台，亦成为计吏间相互竞争的赛场，对于地方意识与认同的成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①,因此，郡国往往会精心考虑计吏的人选。孔融任北海相时选择计吏的条件便是“当任公卿之才”。而他们一旦被皇帝看中，得到的官职多是郎官，乃皇帝的亲近侍臣，原无固定职掌，属于储官性质②,这种任职经历亦会加强获郎官者与皇帝之间的联系。
建武十一年(35年)“断州牧自还奏事”,并将此任务委托给计吏，从刺史角度的分析不少③,但从计吏一面的观察则未见④。此一变化对于把握在控制地方上刺史与计吏作用的升降颇为重要。西汉武帝设部刺史，秩次虽只有六百石，但有皇帝使者的身份，以“六条问事”监督郡国二千石长吏，年终回京奏事，有机会面见皇帝①,甚至有学者认为西汉朝廷结合刺史奏事与郡守上计两方面情况，评判郡国守相治绩，给予奖惩②。而光武取消州牧奏事，七年后将州牧改回刺史，当如何认识?
应该注意到，光武帝一朝正是极力发挥州牧(刺史)职能，监督地方官之时，建武六年，朱浮上疏称“(光武)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云云，“使者”指的就是州牧。③《后汉书·循吏传序》云：“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言，箴切峻政。”(76/2457)放手州牧(刺史)督查地方并非一时之权宜。此背景下取消州牧回京师奏事的惯例，而委托计吏转呈，不能认为是光武帝欲削弱州牧的监督职能，恐关乎其厉行节约的一贯执政风格，如上引张酣所言“重其道归烦挠”。④当然，其意外的后果一方面是使刺史的皇帝使者身份大打折扣，对其最终发展成一级地方长吏起到了推动作用⑤,但这并非光武帝改革的初衷；另一方面，当与上文所讨论的计吏面见皇帝成为惯例或定制有关，对于州治所在的十几个郡的计吏来说，则是职任的加重。
概言之，东汉初年出现的上计活动的变化，无处不见皇帝的身影。皇帝在元正朝贺大典面见计吏，既有仪式性的意义，也不时会出现问对，体现出对郡国事务的关注；计吏受官，则扩充了皇帝选官的范围；部分计吏代替刺史奏事，亦强化了计吏的作用。
与此相应的，则是司徒、司空职权受到侵蚀与削弱。西汉时期基本是由丞相与御史大夫受计，皇帝最多只是遣近臣传达想法；东汉时期皇帝召见计吏定制的出现，无形中既是皇帝对郡国工作的检阅，亦是对司徒工作的监督。而此前，皇帝只能通过程式化的文书(计簿)来了解，现在则可以通过灵活的问对来掌握更多的详情。而计吏受官，则扩大了皇帝任官的范围，将其触角伸到原本归司徒管辖的中低层官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