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鹞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鹞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捡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霸甚惭。(89/3632—3633)
此事反映了官员为政的不同思路，亦折射出宣帝时期上计开展的细节，学者对此有所分析，指出当时元会“申戒”上计吏尚未形成制度，受计、覆问和宣敕，均是在主管部分受计阶段进行的。①其说大体可从。
黄霸尚儒，希望郡国长吏自立条教来教化百姓，张敞虽“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实际为政被史家目作“缘饰儒雅，刑罚必行”,名列“良吏”,却属“任刑罚”一类，与“德让君子”型的循吏有所不同。①班固的区分是有道理的，张敞号为“能吏”,强调利用律令来治国，反对妄立条教，认为这些都会导致产生虚伪。此事发生的场合正是黄霸在丞相府的殿中听取郡国上计的长吏守丞对答之时。张敞对黄霸的做法不满，转而上奏宣帝，寻求支持。宣帝理解的汉家制度是“本以霸王道杂之”,反对“纯任德教”②,尽管他推崇循吏，但对德教的做法还是颇有保留的，因而采纳了张敞的建言。
据上文，即便皇帝受计，时间亦多非正月旦。岁首(十月朔或正月朔)群臣朝贺皇帝之仪，自嬴政称帝后就存在。③西汉时上计吏能否参加，尚无证据。此外，上计吏到京师后，是否存在其他固定的与皇帝见面的仪式?细绎上引史料，处理此事时，张敞请求借助宣帝权威来扭转治理郡国的方针，却没有提议宣帝亲饬上计吏，只是建言“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由贵臣出面，宣帝最后接受其议，召集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派遣身边的近臣当众传达了张敞的意见，看来当时尚无皇帝受计或召见上计吏的惯例或制度。若如东汉以后的做法(详下),张敞完全可以提议皇帝借此机会直接明饬，而非另遣“贵臣”。
或有疑问，是否皇帝已经召见过上计吏。按照汉代行政的程序，具体事务要先由丞相处理，最后才上呈皇帝。《二年律令·置吏律》中就明确规定：“县道官有请而当为律令者，各请属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国、御史，相国、御史案致，当请，请之，毋得径请。径请者，罚金四两。”循此，若存在皇帝召见，亦应出现在丞相与御史两府受计结束后，而从张敞上奏看，此时丞相的受计尚未完成。据此，可知宣帝时尚无皇帝受计或召见上计吏的惯例或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