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上述疑问，必须分别考察汉代律令演变与行用问题。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二年律令》作为西汉初年的法规，能否解释整个汉代的情况，换言之，它是否通行于汉代。其次，汉代的律令究竟是普遍受到遵行还是一种具文?下面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关于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的性质，自20世纪80年代介绍这批简开始，学界就一直在讨论，迄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不过，有一点学界都是承认的，即《二年律令》反映的是西汉初年的律令，至于“二年”所指，以及律令条文形成时间，异说纷纭。最晚的说法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亦有认为应称作“少帝二年”的。①这当然还是西汉初年。《二年律令》的性质各家意见亦不一。比较有理据的看法是其为与墓主生前工作有关的律令的摘抄，并非当时朝廷律令的全部，亦非完整的法典。②其实，《二年律令》内容本身也显示它并非当时律令的全部，上引
第3点关于享用传食者的范围的规定中第237简云“诸吏乘车以上及宦皇帝者，归休若罢官而有传者，县舍食人、马如令”,最后一句提到的“令”,《二年律令》中并没有发现，或许就是墓主生前使用的抄本中没有抄录。因此，尽管其中涉及传舍使用的条文已有不少，但可以肯定此外还有一些具体规定没有抄录下来，这些或许与墓主生前的工作关系不大，或许他很熟悉，无须抄录。
如果《二年律令》明确为西汉文帝以前的律令摘抄，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些律令是否通行于整个汉代。限于资料，目前无法全面回答，不过，根据其他地区发现的汉代中晚期的律令条文与文献，可以肯定，汉代的律令处在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其中不乏修订删削，但主流是继承与累积。
关于秦汉至魏晋法律体系的演变，学界关注甚多，成果也相当丰富，特别是随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刊布而形成热潮。不过，研究所注目的主要是律令篇章的数量、名称、分类与前后的因循变化，律令的来源、律令关系以及如何形成明确的分工等①,涉及前后朝代在律令上的承袭损益时，主要关注的是篇章结构，至于具体条文则言之不详②。对本文涉及的问题而言，后一方面更为重要，这里可以举出三个例子。
一是关于《杂律》中对于“和奸”的规定。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西汉初年《二年律令》中的《杂律》有一条规定：
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春。其吏也，以强奸论之。简192③
此条律文又出现在了数千里之外的敦煌悬泉置遗址，简文作：
诸与人妻和奸，及所与为通者，皆完为城旦春；其吏也以强奸论之。其夫居官……
两相比较，文字几乎没有差别，只是悬泉所出在条款最后增补了“其夫居官”情形下的惩罚措施。②
悬泉遗址出土的纪年简牍最早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③,目前所知该探方中地层①出土有鸿嘉五年(前16年)的纪年简(Ⅱ90DXT0112①:3、8),地层④亦有鸿嘉五年的简(Ⅱ90DXT0112④:14)。地层②,即此简所在的地层则有元延五年(前8年)的简(Ⅱ90DXT0112②:76)④,该层还出土了河平二年(前27年)与阳朔二年(前23年)的简(Ⅱ90DXT0112②:78、108)⑤,可以大体推断该地层所出的简应属于西汉成帝前后。因此，此条律文也可约略判定为西汉后期使用的规定，而其内容则是汉初相应规定的沿袭与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