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肉并非普遍可以消费的食材②,加上缺乏足够的资料，姑且不计入开支。至于酱、豉、酒与蔬菜，相关的记载亦不多，均暂不列入。
综合上述推算，可以大略估计出西汉末期一年全国各类县传舍与置接待过往官吏使者的粮食与鸡的支出：口粮76996.89石，鸡152686.92枚。
此外，另一项更为沉重的开支是传舍与置中配备的马匹的饲料。其消耗量甚至要比过往人员的粮食消费都多。
各地传置的马匹数量并不一样，亦与任务多寡直接有关。西域孔道上的传置因往来人员多，运送任务重，配置马匹的数量多。据悬泉汉简，甘露二年(前52年),敦煌郡一共有厩置九所，有马360匹，平均每个置有传马40匹。③河西四郡恐怕均是如此配备。帝国境内其他重要的交通干道不同路段，根据附录三得出的接待任务量，可以区分出多寡，相应地配备的马匹数量亦有差。大体可以利用唐代的标准做个参照。到了唐代，仍是根据任务多寡为“驿”配备马匹，分为7等，最多的75匹，最少的8匹。①长安及其周边的传舍与置，任务最繁，配备的马匹应该最多，姑且是每个机构70匹来核算。这是第一等。最少的第七等传置，可参考《二年律令·津关令》对西汉初年长沙国规定，配传马10匹而已。②各等以10匹为差，从最多的70匹到最少10匹不等，其中悬泉置所在的西域空道为第四等，40匹，具体划分见上表最左边一栏。
马匹每日的饲料标准，《二年律令·金布律》有规定：
马日匹二斗粟、一斗叔(菽)。传马、使马、都厩马日匹叔(菽)一斗半斗(简425)
此处的传马、使马与都厩马的饲料量应是每日粟二斗，再加上菽一斗半。这恐怕是与这三类马经常要承担各种任务，体力消耗较多有关。随后的建始元年(前32年)还曾专门为不同用途的官府马匹加食。③实际传马每日的饲料消耗，悬泉汉简中有一些记载，详见文末附录四。一般的日饲料量应为粟或麦二斗，外加茭一钧。以此实际饲料量为标准，可以推算出全国所有传舍与置中的传马一年所耗饲料数量。
这些均是未经去壳的原粮。若折算成米，以60%的出米率计算，折合米1364256石。②如果全吃粮食，马的饲料消耗，远高过人员。
全国传置一年的马匹饲养与接待过往使客的原粮消费为2273760+76996.89×10/6=2402088.15石，据《汉书·地理志下》,西汉末统计，全国“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以亩产3石③,田租为三十税一计算，一年的田租收入为827053600亩×3石×1/30=82705360石。传置一年的粮食消费占国家田租收入的比例约为2.9%。
换个角度来对照。据《史记·平准书》,武帝时“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杂乃足”;《汉书·食货志上》载，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在五凤(前57—前54年)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一年中传置消费的粮食相当于武帝时期一年关东地区向关中运送漕粮的60.1%,相当于六成。
最后一项开支是传、置中传车的日常购置与维护费用。悬泉置大约有传车10—15辆，且要定时清点、统计传车的状况。①汉代车辆种类繁多，但几乎均为木制②,道路主体乃泥土修治，不曾硬化，崎岖颠簸，车辆使用中损耗极为常见。越是接待朝廷官员繁忙的传、置越是如此③,悬泉简中有关记载很多。另外，修治车辆似乎亦非各地工匠均能完成，悬泉简中便出现了“为郡治传车长安”而签发的“传信”④,证明了此点。凡此种种，均需要相当的花费，统计起来，亦应颇为可观。可惜，目前资料尚无有关的费用可供推算，暂付阙如。
李锦绣曾计算过唐前期各项交通费的支出，并折合成钱，为589.95万贯，超过了可计算的官吏待遇(558.2万贯),认为其数额之大，费用之广，堪称支出之最。⑤汉代的数额虽然难以折算成钱，但仅就粮食数量而言，亦不算少。当然，这些恐怕还只是正常的消费，实际支出应不止于此。
不过，即便能够准确推算出当时传、置年度接待费用开支，亦只能说是今人之见。就已刊简牍看，当时除传置机构及其上级县邑道国外，郡国一级应无针对此类费用开支的专门簿籍①,皇帝自然也无从掌握实际花销的数额。皇帝之所以会关注此问题，要求厉行节约，恐怕主要是源于其个人的“感觉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