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花费主要包括饭食开支以及提供运送服务的传马饲料开支。据悬泉汉简的出米记录，在传舍享用饭食的过往官吏，一餐的用米标准一般是3升②,多在一处吃两餐。当时人一般每日只吃两餐。③一行或两人，或一人④,则按平均1.5人计。因此，一次单程的接待任务至少需要支出粮食3升×2餐×1.5人=0.09石。具体估算结果见上表。
以上数量只能说是个初值，原因是此处仅是从郡县的角度来估算的，没有顾及因朝廷的活动而带给长安及其周边郡县的接待任务。据悬泉简Ⅱ0216②:866—870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的“失亡传信册”,朝廷遣官吏到先帝陵前宗庙祭祀，因路途远，亦需持传信，并在途中县、置食宿。而这种祭祀每年有25次之多。⑤这只是一项工作而已，还有更多为今人所不知的任务。由此不难想见长安周边传置接待任务之多。具体数量，可以根据甘肃敦煌悬泉发现的由御史大夫签发的传信编号做一估算。
先就悬泉发现的遗失传信记录来看看朝廷签发传信的数量。这类记录最后往往带有编号，如“外三百五十五”“外七十五”之类。
“大始五年”实际就是“征和元年”,《汉书·武帝纪》未记载此年何月改元及其原因，但最早也应在六月。①或以为此类简属于遗失传信记录，为事后的追述②,但所谓事后，亦不会相距太远。传信为重要凭证，一旦发现遗失会即刻追查。③而发现遗失传信必在案事期间，一般案事不会拖延时间过久，追查会立即展开。因此，下达追查文书的时间与实际遗失不会相隔很久。值得注意的是“大始五年(征和元年)”的三枚传信抄件末尾的编号，透露出御史大夫签发同类传信的数量。
三枚传信末尾的编号同为“外”,应属一类，另外至少还见到“传”字、“御”字编号。对比签发日期与编号的数字，可以肯定其间编号并非连续的流水号。是否按四时来累计?答案亦是否定的。按四时，七、八、九三个月作为秋季，应连续累计，最后一枚的编号应大于前一枚才对。看来这些编号只能是逐月或逐日分别累计的，这恐怕是与汉代文书行政中编制“月言簿”或“日言簿”的做法相一致的。
究竟是按“月”还是“日”统计?
若以上释文无误，分析例6—9末尾的编号，这些数字恐怕更可能是按“日”累计而成的流水号。若是按月累计，应不会如例7与8,到当月下旬，才签发到十一或卅一号传信，平均每天仅1件上下，对控御广土众民的汉廷而言，少得有些不可思议。①
当然，这些传信的编号一定是据文书送达御史府的时间，特别是实际签发的先后顺序随机给予的，单纯据数字的大小来蠡测每日的签发数量并不可靠，亦不能依数字多寡来判断不同日子的签发量。但是，从例1、4、6、9与10来看，每天的签发量相当可观，恐要以百计。持朝廷签发传信外出的官吏与使者无不取道自长安辐射各地的道路，无怪乎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朝廷出台为交通孔道上的长安、新丰、郑、华阴、渭成与扶风厩的传马增加饲料的规定②,这些分布在长安东、西与北方要道上的厩置乃各方人员集散之地，其中传马承担的迎送任务最为繁重。这些持传者外出目的地与途经道路不可能一一落实，恐怕自中央向周边由多到少渐减，应该大致无误。将长安周围的传、置设定为使用最为频繁的设施，应该不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