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居延与悬泉汉简提供的设“置”所在两地之间的距离，从100汉里到180汉里不等③,酒泉郡则是平均63汉里一置，两县距离平均为126汉里。取其居中的数据，如果两县之间距离超过130汉里(1汉里=415.8米④,合54.054公里),其间就应设一个置。⑤以此距离为标准，观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西汉部分各刺史部的详图，再结合主要交通线的位置，可以发现：中原地区，郡县位置亦不平均，有些相距较远，不得不居间另设住宿机构；而中原以外的边郡，郡县更为分散，相距甚远，很多地区都需要另设“置”。
水路，据新披露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规定了四季不同时节在江、汉、燙水与其他小水上每日行船的距离,还要区分上水与下水、重船与空船。①如研究者所言，这些应是录自官方规定，可以视为秦代关于南方水路日均行程的标准。不过，对水路而言，可不必另外沿水道设立接待设施，船舱本身就可以附带提供住宿。②如果沿陆路，则需要相应的配套接待设施。而据里耶秦简，当时是水陆并用；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晋简亦记载了不少当时桂阳郡下各县邮、亭与驿，以及相邻县界间的陆路里程,还数次出现“不在正路,依已卯诏书省”。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谭图为依据⑥,按照刺史部分别具体估算一下在县级治所之外设立“置”的数目。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汉代国内道路的分布。考虑到诏书之类文书的下达是逐级进行的，即在皇帝制曰可之后，经御史大夫下达给丞相，丞相下发给朝中的将军、二千石官员以及郡国的守、相，再由守、相向下属的县、道、邑与侯国下发，同时还要下发给诸都尉。①另，郡国的长吏每年春天要“行县”,巡视属县，郡吏也会随时到属县公干，县级机构每年末还要向郡上计，汇报工作②,郡治所所在一定有道路(无论水陆)连通下属各个县级机构以及都尉的治所。当然，因山形水势的限制，郡内的道路未必均会呈现以郡治为中心的环状放射布局，其中，各地的大小河谷往往是地区间交通的重要孔道。还有，道路一旦修通，往往会沿用数百甚至上千年，因此，后代记载较详的道路，往往早年已经出现。这里也可借用唐代，乃至更晚一些的资料来帮助确认汉代的道路走向。
根据上述前提与条件，具体测算结果是至少需要另外设“置”470个(以郡为单位的详细分布与统计，见文末附录一),与县邑侯国合计为2057个。
进言之，为了更准确地估算西汉末年传置的接待费用，还需要根据传、置与交通线的关系做出进一步的区分。重要交通孔道沿途的传、置日常接待过往官吏、使者任务繁重，开销更大，郡治所在县亦是如此，两者均应单独核算。根据历史交通地理与考古学的研究，现在可以大致复原出西汉时期国内主要交通线③,详见文末附录二。沿途经过的县、置一共519个。
传、置的接待任务与花费，亦可据文献以及出土简牍做些估算。
据考，官吏与使者外出的目的主要包含如下内容：到郡或朝廷上计；守、相的行县、刺史行部以及郡吏的视察、案事、追捕案犯；人员(戍卒、卫士、徭役、系囚、证人、外国使者)的迎送与物资(钱、粮食与贡品、工官的产品)的调运，因公购买物品；朝廷官吏到各地祭祀、案事郡县、过路军队、使者经过、官员军吏的迁徙调动、官吏的繇使、外国贡献等①;还有刑徒因赦免还乡，按照律令规定，亦需沿途提供口粮②。
其中一些，如郡国或朝廷官吏案事、郡吏视察、追捕案犯、迎送系囚与证人、因公购买物品、使者路过、官员的迁徙调动、官吏的繇使，反复发生，时间却非固定，属于随机出现的日常事务；还有一些限于某些地区与道路的事务，如军吏的迁徙调动、外国贡献与迎送外国使者，恐怕集中出现在边郡以及边郡通往长安的道路，尤其是西域与长安之间；余下的则是定期发生的日常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