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王莽传下》“地皇元年”提到“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99下/4158),官府财力已无法维持传置的运转。不久，翼平连率(即太守)田况在上言中甚至建议王莽“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居延新简云：“东部五威率言：厨传食者众，费用多，诸以法食者皆自斋(齋),费不可许。”①五威率是王莽所设特使，分部巡行全国②,此简亦是王莽时期的，此人也抱怨厨传的开支大，难以支撑。看来，这很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上文的具体探讨中，可见不同层级的官吏为不同的追求，走到一起，在体制中挖墙脚的低沉而持续的力量；亦可以看到皇帝个人力量的极限及其无奈，还有众多官吏作用汇聚成的力量与制度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当然不能否认正常开支同样存在增加的可能，公允地讲，应该是两者的合力摧毁了这一制度，皇帝或许只注意到置传用度铺张浪费的一面，忽视了正常接待费用的增长。
此前流行的说法“政令不出×××”,并非独特的现象。早在两千多年前，面对众多官吏不约而同产生的违法行为，乃至正常的费用增长时，皇帝的反复叮咛犹如螳臂当车，难以回天，东汉人说当时的地方官吏“得诏书，但挂壁”,就反映了这种尴尬。
同时，还应看到，朝代鼎革，却又无不重新设立此类机构，如唐代的馆驿、宋代的驿馆(与递铺)、元代的站赤、明清两代的驿站，一旦制度持续运行，上述现象则如影随形，反复出现，朝廷三令五申，亦无济于事。①仅从某一朝代的范围内观察，很容易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具体朝代制度漏洞与官场腐败之类所致；通观秦汉以降的历朝历代，注意到不同朝代中此类制度一再重建，尽管名称前后多有变化，具体规定亦并不全然相同，流弊却反复出现，则会更进一步引导我们探讨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帝国时代的历史，一方面显示了这套机构与帝国维系之间的依存关系，广土众民的格局下，朝廷要有效控御四方，文书的上传下达与朝廷和各地之间人员往来流动必不可少，这种信息与人员的流动本身就是帝国存在的一部分，若流动停止，帝国便名存实亡。为供给并维持这种流动，历朝历代必须建立并维护此类机构，无论花费多大，弊端多少。另一方面，机构运作中，管理与使用的官吏日久则会发现漏洞，借机搭便车，利用此制来谋取自己的私利，间接增加官府的开支、民力负担，降低了公务的效率。更不幸的是，这类现象寄生在此制度之中，如影随形，无法消除。此制能否顺利运行，取决于官吏是否依规行事，要杜绝违规行为，或是靠官吏的自觉，或是依仗上级的审核监督，当上级监督逐渐变得松懈与低效时，要想根除违规就难上加难了，除非改变机构的运营与监督方式。在维持官办、上级监督不变的情况下，皇帝诏令与制度规定面对潜滋暗长的官吏侵渔时，开始尚可震慑一时，日久天长，随着此类现象的蔓延，相关官吏从中多少收获好处，而变得对其熟视无睹，乃至暗中默许、纵容与共谋，诏令与制度的实际效力则逐步衰减，最终沦为一道道堂皇却乏力的具文，此时，制度与帝国往往也就离末日不远了，容身其中的官吏自然随之无处栖身，各方同归于尽。
对于认识皇帝，上述现象亦不无意义。它们的不断出现，体现的是皇帝、制度规定与官吏群体实践之间的反复博弈与较量，暴露出起伏的波涛之下近乎静止的潜流，借助潜流不难反观到皇帝诏令与朝廷控御力量的限度。有如此不同角度的观察，便不会为传世文献单一视角中呈现出的强势皇帝形象所蒙蔽。反复下达的诏令，与其说传达出皇帝的威严与意志，不如说折射出皇帝的无奈与无力。
20世纪以降，受到进化论的深刻影响，学界普遍关注的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变化，对于王朝时期，则有汉魏革命、唐宋变革之说，亦有强调宋元变革、明清变革等，几近无朝不有变革论。这些变革论或风行已久，或方兴未艾，吸引了无数中外学人。我想，在注重变革之外，亦需体察其中的反复、延续与不变，否则我们会迷失在变革与线性进化的叙述中，掩盖其下的连续或反复，丧失对王朝时代的全面把握。
阎步克先生在研究古代官阶制度时引入了“自利取向”与“服务取向”两个概念来把握官僚的政治取向与皇权强弱的关系，并对周代以来的皇帝(天子)、官僚与贵族三者关系的演进趋势做出了宏观概括。①他的观察是将整个中国历史作为一个过程，此外，我们也应注意到，那些享国久远的朝代内部，皇帝与官吏群体间的博弈中，官吏逐渐占据上风，到王朝末叶，即便是励精图治的皇帝(如明末的崇祯皇帝),面对“自利取向”膨胀的官吏，亦处处碰壁，经历类似的过程。这便是本文所说的“反复”,这种“反复”本身，内在于中国历史，是其延续与不变的一部分。
反复与延续的存在，应与自古以来形成的以情境为中心的思维传统与行为方式有直接的关系。②相近的制度架构下，面临相似的情境，身在其中的人，这里则是各级官吏与皇帝，会采取相近的对策，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形成反复与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