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长罗侯费用簿”只是偶然保存下来的一个册书②,其记录的内容应该可以反映此类接待任务的一般情况。总之，精心款待朝廷高官，对于郡县而言，花费虽多，但于当地的长吏本人，一定不会是坏事。食材如此丰富，如此下来，接待一次高官使团的花费要比仅提供粟、米主食的一般的过往小吏要高出很多。考虑到当时的制度与官场风气，这类高规格的接待恐怕是律令规定与自作主张两者结合的产物，甚至也不能排除出使一方主动要求提高接待标准。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对双方都有好处，遭受损失的只有官府的财政，最终遭殃的是提供物资的当地百姓与朝廷的律令。
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但至少从目前已刊的悬泉汉简能够发现上面四种因素，都会增加置、传的开销。不过，这四点的实质效果与产生的作用大小有所不同。最后一点的作用恐怕是局部的，不会长期持续性地导致增加开支，毕竟高官外出，无论是出使西域，还是在境内各地的巡行，并不常见，担负出差任务的主力还是朝廷与郡国的属吏。因此，前三点当是导致开销增长的主要原因。
对照宣帝的诏书、丞相的敕，与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皇帝眼中厨传开支的增加原因是整饬厨传与提高传食标准，而笔者的分析则认为此点并非主要原因。如何看待这种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透过简牍与文献归纳的问题自然是现实中存在的，不过，这些往往属于“跑冒滴漏”式的隐性开支膨胀，远没有一次性接待如长罗侯那样的高官及其随从的花费那么集中和显眼，后者任务完成后还会形成专门的文书如“过长罗侯费用簿”,亦便于传置等在应对上级督促节省费用时来搪塞。如此逐级上报，到皇帝那里，开支增加的原因便只剩下这最为显豁的整饬厨传与提高标准了。
更需要注意的是，前三种情形是各地官吏为谋求自己的私利而产生或习得的做法，寄生在置传系统中，广而言之，亦可谓是官僚体系的伴生品，只能暂时压制，无法根除。秦代以来官吏中就建立了看起来相当严格的物资出入管理、会计与钩校、差错补偿制度①,很多簿籍文书的编制与这些制度密切相关。悬泉简中亦不乏此类内容，并包含一些发现差错而追查的文书。②制度上，钩校一方面在本机构内进行，另一方面，上级亦通过对下级上呈的簿籍类文书加以钩校来实现对下级工作的监督。在金字塔式的官吏组织结构下，上级总是面临以少御多的难题。面对众多的下属机构，以及这些机构不断编制的按月、四时与年的定期文书与临时产生的不定期文书①,上级官府的人员、精力总是有限的，再加上计算手段原始和低效，官吏算术水平不高，要想长年坚持不懈、不留死角地全部予以核校，恐怕很不容易，这实际就为下级官吏利用制度谋取私利、钻空子创造了可能。②相关文书中不断出现的“毋令谬”提醒正是在诉说着实际工作中的漫不经心与懈怠。经历了若干年文书工作之后③,下级官吏捕捉到制度漏洞恐非难事，为上述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同时，加上部分官员对自身升迁前途的关注，官场交往的兴起，以及官吏外繇导致不同地域间官吏的沟通交流，都会加速这类现象的蔓延。还有，随着官吏日益看重自身的利益与仕途，上下级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也会使得上级官吏放松对下级的拘校与监督，因为在属地提高接待标准与扩大接待范围，对长吏的仕进亦绝无坏处。上述情况不过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诸般现象中偶然暴露出来的三种而已。仔细分析这类个案，不难管中窥豹，想见其他地区的情形，尽管各地萌生的弊病类别、程度一定参差不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