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内容看，敦煌太守风闻郡府的各种属吏外出案事时在传舍中有不法举动，而下文书约束。这些人离开郡治到属县案事过程中，公然与所亲近的宾客在传舍喝酒，喝完之后，还将消费的酒记在所在县的县长或丞名下的账上，即算是县长、丞消费的。太守只是对负责监督诸置的监吏重申了要求，如在传舍享用传食不得超过一个月，依传信提供廪米的不给肉，务行节省，并要求所在县长与丞不得纵容此类行径，否则要依法处理。文书的言辞看上去还是颇为严厉的，却缺乏切实可行的督察措施，只是说“各戒慎不可忽”,等于是要官吏自我约束、自我把控。效谷县接到文书后也只是例行公事地抄送属下的两置，缀上两句无关痛痒的套话①,亦无具体落实办法。初次收到这类文书，置吏可能还真的要加以“戒慎”,约束举止，日久天长，这种缺乏实际措施的文书，其效力能有多大，就很难说了。
当时传舍提供的传食根据过客的秩次高下，有所不同。酒应非一般过客所能享受的，故郡属吏想出此种办法来一饱口腹之欲。不清楚太守是如何了解到这一现象的，或许是监置之类的官吏搜集到的。名列收文方的几位吏，很可能就是有过此种做法的属吏，这几位均属经常要出差的小吏。与此简同编在一册的前面4枚简正是一份更换监遮要置人选的册书，时间是在该年三月，晚于此文书。这几份文书编联在一起，事务上应该有些内在的联系。或许便是围绕此事的相关文书。
这种现象应该是下级官吏利用制度与管理上的漏洞，以上级名义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太守下文督察，力戒此风并强调节俭，最终的动力也许就是来自前引上计时丞相转达的皇帝的叮咛。这究竟能否有效遏制此风?未见相关资料，不过从全国情况看，成效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不能不看到官吏，尤其是下级官吏，官俸收入微薄①,生活艰苦，工作繁重，出差更是辛苦，加上很多原应由上级承担的工作被逐渐转嫁给属吏②,加剧了小吏的负担，同时他们均熟悉律令，不难发现律令的漏洞，上下其手，利用机会钻空子，为自己谋些好处。此文书所针对的只是借机蹭公家的油水而已。从另一角度看，这种活动亦可以看作小吏不满于体制的一种反抗。
最后，导致置传开支增长的另一原因是接待过往高官费用过高。悬泉简出土了一册“过长罗侯费用簿”(I0112③:61—78),由18枚简构成，记载了元康五年(前61年)正月接待出使西域的长罗侯常惠及其部下的食物账目。列入清单的食材除了米、粟之外，还有羊5头、鱼10条、鸡21枚、牛肉180斤、酒18石、豉1.2石。此使团人员不少，有军吏20人、斥候50人，还有300名施刑士。从简中看，丰富的副食都是为军吏、斥候等准备的，地位越高，副食越丰富，鸡、鱼和羊都仅供应长史等高级军吏，只有牛肉、酒是面向所有军吏与斥候的③,而这其中并不包含对招待长罗侯常惠本人所用食物的记录。如此规格的接待，究竟是按照律令规定，还是当地自作主张安排的，尚无线索。
一旦有此类重要任务，沿途的官府也会悉心安排，提前准备。破羌将军辛武贤曾两次率兵到敦煌，其中一次到达之前，效谷县县长就部署下去，要求遮要与悬泉两置调运物资，抓紧时间准备。文书云：
效谷长禹、丞寿告遮要、县泉置：破羌将军将骑万人从东方来，会正月七日，今调米、肉，厨、乘假自致受作，毋令客到不办与，毋忽，如律令。
此事具体年代还需要考证，不过事情原委很清楚，就是要调集食物等来提前做好接待大军的准备工作，不得轻忽大意。前引《元康四年鸡出入簿》中消费鸡的过客几乎是朝廷派来的使者，亦暗示官吏品秩越高，所需接待开销亦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