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吏员数相加是362人，较总数少了20人，或是属史的“百六十二人”中的“六”原为“八”,原因待考。②随后又说“丞相典天下诛讨赐夺，吏劳职烦，故吏众”,“诛讨”看上去涉及的是军事活动，实际丞相通常并不领兵，从文献看，“诛讨”亦针对个人，实带有惩处意③,赐夺，其宾语应是功劳，指对官吏的考核。四字相连，恐怕指对官吏的奖惩，这应该是丞相负责的核心工作之一，可惜，不清楚这四个字的根据为何?“吏劳职烦”倒是点出了丞相府吏员众多的原因。人员多少，与其工作多寡成正比。《续汉书·百官志二》云：“(太常)其署曹掾史，随事为员，诸卿皆然。”《百官志五》复云：“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护羌、乌桓校尉所置亦然。”上述并非东汉一代设置属吏的原则，联系《汉旧仪》关于丞相府吏多的解释，西汉亦是如此。①过去在分析丞相的作用时，往往忽略丞相府的吏员问题。
与丞相府相对，整个西汉时代，尚书的编制(员)却很少。成帝以前，一直只有四人，到了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才增加一人到五人。即便按照最多的估计，不过11人。东汉以后，才逐渐膨胀。②平时工作中若人手不足，则通过郎官给事来临时分担其工作③,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东汉，显示了尚书灵活与不稳固的特点。即便昭帝以后出现了“领尚书事”之类的中朝官员，真正不经过丞相而直接由官民上奏公车司马，经由尚书拆封并处理的文书，相比丞相收到的文书，还是要少很多，尽管现在已无从知道具体的收文数量。
其次，武帝以后，直至王莽新朝，丞相(或改名后的司徒)府依然是诏书下发京师与郡国的发出机构，因而也是文书实际处理的中枢。即便原先并非通过丞相上达天听的奏章，得到皇帝批准后，若要成为诏书颁布全国，亦要由上奏者将诏书转给丞相府来下发，如居延汉简18.5:永光四年闰月丙子朔乙酉，大医令逐、丞褒下少府中常方，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闰月戊子少府余、狱丞延请」丞相府，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 /掾未央、属顺、书佐临
府骑将军、御史、中二千石、郡大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书到言/掾|、令史相①
此简左上侧残缺，中间有一圆孔，出土于A8甲渠候官遗址。对照元康五年诏书，可知最初裁可的诏书是下达给原先上奏的太医令，太医令将其上呈给自己的上级少府，由少府转呈丞相府来颁下各地。这只是偶存的一例，联系文献中常见的上书“待报”与待诏，可知此乃常见的情况。两者均属等待皇帝对自己上奏的批复②,如果得到批复，且需全国执行，则要由丞相府来执行。鹰取祐司汇集了文献与出土的资料，时间则从西汉前期一直到王莽时期，可以看出前后的连续性。
不过，鹰取祐司认为丞相只是形式上的存在，现实中主要是御史大夫在发挥作用。此说实有偏差，换个角度看，本文可以说也是在回答这一问题。
简牍中的情况亦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汉书》卷五九《张汤传附张安世传》云：
(宣帝时)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2649)
这一记述意在揭示张安世为人如何低调，不希望群臣知道他在禁中参与大政决策，不经意中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包括诏令要经由丞相府下发。
安世深度参与内朝政治始于地节二年(前68年)三月霍光死后，至元康四年(前62年)八月死①,前后六年。并观张安世的例子以及元康五年诏书的下发途径，宣帝朝无论涉及大政还是日常事务，如要下发诏书给内外诸官，都是要通过丞相府来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