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事见《汉书·于定国传》。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春天出现霜冻，夏天寒冷，气候异常，太阳光线亦不正常。《汉书·五行志》两处更详细地记述了异乎寻常的天象与持续时间(27中之下/1427、27下之下/1507),《元帝纪》亦载该年三月“雨雪，陨霜伤麦稼”(9/287),笃信天人感应的汉人见此，自然颇为紧张。元帝因此下诏条责备丞相于定国：
郎有从东方来者，言民父子相弃。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何以错缪至是?欲知其实。方今年岁未可预知也，即有水旱，其忧不细。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诚对，毋有所讳。(71/3044—3045)
元帝因身边担任侍从的郎官从东方了解到的情况，而向丞相于定国下诏提出一串的责问。郎官大概是因休假回家，返回关东，了解到父子相弃的情况，回到京城后向元帝汇报。但丞相与御史大夫并未向皇帝报告此事，元帝感觉受到蒙蔽，心生不满，要求丞相如实上奏。元帝由天象异常与百姓“父子相弃”联想到阴阳不调，担心田作收成不好，令丞相与御史大夫提供防备水旱之灾的预案。若非担任宿卫的郎官向元帝报告见闻，恐怕元帝不会知晓东方的民情。此事亦暴露出丞相控制信息上传下达的枢纽作用。
于定国拜为丞相，在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五月①,至此任职已八年光景，久经历练，绝不是个新手。他当时已70岁左右，年高德劭，本传说“元帝立，以定国任职旧臣，敬重之”(71/3043),作为元帝父亲宣帝时的旧臣，于定国遭到元帝责问，恐亦不多见，甚至极有可能是头一次，吓得他赶紧上书自劾，打算辞职回家。元帝在给于定国的回复中抚慰了一番，并引述《论语·尧曰》所言“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最后实质性的部分则说：
其勉察郡国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贼民。永执纲纪，务悉聪明。(71/3045)
要求于定国去用心督察郡国守相，发现不称职者及时撤换，不能长期危害百姓。定国恐怕是感觉难称上意，坚持“乞骸骨”,元帝只好赐他安车驷马，罢相就第。一道乞骸骨并获准的还有御史大夫薛广德和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71/3048)。元帝为何将落实监督郡国守相的任务交给丞相，而不是由自己直接了解郡国守相的表现?背景就在于当时依然实行的由丞相负责督导郡国的惯例。
此外，成帝时丞相王商弹劾失职的琅邪太守杨彤，而不顾领尚书事的大将军王凤的阻拦，亦显示丞相对于郡国守相拥有直接管理的职权，前人已有分析，无须赘述。②
以上只是文献中偶然保留的事例，涉及武帝之后的宣帝、元帝与成帝三帝。透过这三个例子，应该说，丞相并非作为理念的存在出现在现实政治中，《汉书》中这类例子不多(原因详后),难以详尽展示各朝丞相如何开展工作，及其与皇帝的关系。但可以从其他角度，间接了解丞相在当时统治中的作用。
首先，从丞相府属吏的机构设置与编制，可以窥见其作用。如钱穆所指出的，对比一下西汉丞相与尚书的编制。《汉旧仪》卷上载：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属百人，秩二百石；属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皆从同秩补。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