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传，陈遵住在长安，“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陈遵家可以说是长安城里各地官员云集之地。“当对尚书有期会状”,“期会”指约定好具体日期，即汉代文书简中常见的“会×日”一类，换言之，就是已经定好了见尚书的日期。此理由能为陈遵之母接受，特意让他从后阁离开，显然无论是陈遵母亲，还是在场的其他官员，都清楚此事耽误不得。另外，见尚书，亦是众人，包括身非官员的陈遵之母，都了解的刺史到长安后要履行的公务，且已积淀为官场上尽人皆知的常识，足以成为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这件轶事至少表明，到哀帝末或平帝时，刺史见尚书已经不是临时性的偶然安排，而是一种每年反复出现的常态化活动。哀帝在位前后仅六年，此事发生于何时已不可考，如果仅是哀帝时方开始的做法，每年不过一次，恐怕难以扩散到连陈遵母亲都了解的地步。刺史回京奏事见尚书应该并非始于此时，亦可知也。的确，《汉书·谷永传》载：
(王)音薨，成都侯商代为大司马卫将军，永乃迁为凉州刺史。奏事京师讫，当之部，时有黑龙见东莱，上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85/3458)
据《百官公卿表下》,王商代为大司马卫将军在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这次成帝令尚书询问谷永灾异，是奏事之后临时之举，通常接受刺史奏事的，亦应是尚书。《汉书·成帝纪》建始四年(前29年)“初置尚书员五人”注引《汉旧仪》云：“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10/308)①尚书分曹时间虽已不可考，但从里耶秦简看，秦代洞庭郡迁陵县里便已开始出现了各种“曹”②,朝廷中作为皇帝收发室的尚书，平时处理的文书远比作为县级机构的迁陵县多很多，绝不可能晚到成帝时才分曹，很可能秦代以来便如此。这里的“事”指文书①,其中负责“刺史二千石事”的二千石尚书，当即每年负责接受刺史奏事的官员。从名称与职掌上看，其很可能早在武帝设刺史之前便已存在，只是负责二千石的文书，故名为“二千石尚书”,武帝设刺史后，则增加了接收刺史奏事之职，名称依旧。
刺史岁尽回京奏事，除了将文书上呈尚书，并与尚书见面外，亦有可能受到皇帝的召见。《汉书·京房传》提到，元帝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京)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75/3161),但这种召见恐怕并非常态，这次很可能是元帝为了了解京房的考功法是否适用于郡国，临时进行的。
皇帝即便不召见回京奏事的刺史，对于尚书得到的刺史奏事，恐怕也要及时过目。据上引《谷永传》,成帝之所以知道谷永在长安，一方面和日期有关，即恰逢刺史回京奏事之时，另一方面，应该也是看到了谷永作为凉州刺史的奏事吧。
刺史奏事如何既上呈尚书，由皇帝过目，同时又要接受御史中丞的“课第”?具体方式当是刺史的奏事抄录两份，一份为“正”,一份为“副”,分别上呈尚书与御史中丞。《汉书·魏相传》提到“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因许伯白宣帝，“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从其议”(74/3135)。此事发生在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死后，霍禹、霍山执政时。魏相的建议是为了削弱担任领尚书事的霍山的权力，由此建立了“封事”制度。②不过，如学者所言，普通奏章，上书者仍须送呈正副两本，经尚书处理后上奏皇帝，封事则仅须送呈一本，不经尚书。①这种抄录副本的做法在秦汉文书行政中颇为常见。②刺史每年的奏事，并非封事，要由尚书经手，上奏前便抄录一份，形成正副各一本，副本给御史中丞，来接受考课，亦不意外。
据以上考察，大致可知，刺史岁尽回京奏事的对象是尚书，另外一份奏事则上呈御史中丞。皇帝亦可自尚书处看到刺史奏事的内容，有时也会召见刺史，尽管并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刺史工作重点是对守相的监管，依据是六条问事，奏事的内容是监督中发现的问题。郡国的工作主要通过上计来向丞相与御史大夫汇报，刺史奏事通过尚书可以上达天听，事实上构成对丞相工作的变相监督与牵制，这乃是过去研究刺史时所未尝措意的，亦是笔者所希望提醒读者留意的。①
前节分析了西汉时期丞相乃是王朝统治的中枢，皇帝如何对丞相工作进行监督呢?武帝以后设立的刺史，便是常态化的手段。《史记·平准书》载，武帝巡行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到了新秦中，发现“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30/1438),数年后，武帝之所以设立刺史，恐怕与他在巡行中发现的郡国管理上的问题不无关系。通过刺史在郡国的巡行，了解长吏的治绩与问题，年底回京奏事尚书，相关情况进而为皇帝所掌握，从而防止丞相壅蔽皇帝。刺史自身工作优劣，则由御史中丞来考核。这样相互制约，保证了统治的有效展开。
其实即便如此，亦难以杜绝皇帝乃至丞相受到属下蒙蔽。前引元帝的遭遇即是一例，而宣帝时丞相魏相恐怕也面临此问题，所以他“敕掾史案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汉74/3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