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皇帝文书，学者想到的往往就是蔡邕的《独断》,他在书中详细描述过的“策书”“制书”“诏书”与“诫敕”,只有部分学者注意到，这四类文书并非蔡邕的发明。目前来看，实际是他的老师胡广先于蔡邕提出的，蔡邕不过是继承并充实了胡广的看法。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建武元年”李贤注引《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随后介绍了四种书的名称与书写格式等(1/24)。此处注引《汉制度》未言作者，据他处所引，可知此书确为胡广所著。《续汉书·礼仪志上》注补引《谢沈书》曰：“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依以为志，谯周后改定以为《礼仪志》。”(后汉志4/3101)这里的“汉制度”应是著作名。《后汉书·儒林传上》李贤注引胡广《汉制度》记述天子车驾云云(79/2546),亦是明证。
胡广(91—172年),南郡华容人，东汉名臣，《后汉书》卷四四有传。自郡吏察孝廉，安帝试以章奏，考得天下第一，拜为尚书郎，后迁尚书仆射，任职尚书台十余年，后出任济阴太守、汝南太守，入拜大司农，顺帝汉安元年(142年),迁司徒，后任太尉、录尚书事，桓帝时几次出任司空、太尉，史称“达练事体，明解朝章”,“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八十二岁寿终。传文称他著述颇丰，但没提到《汉制度》一书。更可对比上表，确如马怡所指出的，蔡邕《独断》对于皇帝命令的描述，无论定名，还是文体与封缄方式，均承袭胡广的看法④,蔡邕的贡献是补充不少文体、施用对象上的细节，特别是诏书有三品的看法。因《汉制度》散佚，《光武帝纪上》所引是否完整，已不可考，但两书的分类与描述之间存在承继关系，无可否认。蔡邕曾说：“臣所事师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①一方面承认自己曾师事胡广，胡广亦清楚蔡邕了解他的想法与路数，另一方面肯定胡广曾将他所搜集的很多资料(旧事)给予了蔡邕，且这些资料胡广做过整理，但没有完成，只是“粗见首尾”,两人看法相似，毫不意外。因此，策书、制书、诏书与诫敕(戒书)这四类皇帝所下文书的提出，准确地说，应是胡广首创，蔡邕加以完善，而不是蔡邕一人的发明。以下简称为胡/蔡四类说。②
蔡邕的贡献不止是提供了很多的细节，包括定名上也做了微调，将“诫敕”改称“戒书”,以便与其他三类协调。
两人提出的“四类说”构成后世看待皇帝文书的规范，影响至今。目前所见，从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一直到今人研究皇帝文书，均依托这一框架。《文心雕龙·诏策》云：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渊嘿黼展，响盈四表，唯诏策乎!……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停，不反若汗。……及制诰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
孝宣玺书，赐太守陈遂，亦故旧之厚也。①
刘勰使用的称呼与施用对象的具体区分，恐怕大多源自胡广的《汉制度》,仅“制施赦命”,现存《汉制度》未见。这里异乎前人之处，在于他认为这四类文书是西汉初年创立的，是否如此，现在已难以知晓。
《唐六典·中书省》“中书令”条下小注亦引了蔡邕《独断》,为正文中所列的“王言之制有七”溯源。其文云：
《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之书，皆帝王诏制记于简策者也。
蔡邕《独断》称：“汉制，天子之书，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策者，以简为之，其制长三(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题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近道印付使，远道皆玺封，尚书令即准赦、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露布州郡。诏书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某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诏’,天子答之曰‘可’,以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曰’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书。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
自魏晋已后因循，有册书、诏、敕，总名曰诏。皇朝因隋不改。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讳，改诏为制。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赦书颁下州郡用绢。②
原注前后相连，为眉目清晰，这里按叙述的时代分为三段。对照传世本《独断》,《唐六典》所引有不少删减与差异，删减是《唐六典》注释的惯例，差异的产生，究竟是源于版本还是传抄，难以确知。值得注意的是，该注旨在梳理《尚书》以降至唐代王言的流变，前后均是泛泛而谈，唯一详举为据的就是蔡邕《独断》,唐人心目中此书在梳理王言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唐宋以后王言日见复杂，种类繁多，相关的记述也颇丰，一旦追述来历或编次汉代诏令，胡/蔡四类说，尤其是蔡邕的《独断》总是难以绕开的著作。宋初王钦若等编撰《册府元龟》,卷五五〇《词臣部》的“总序”中即引述《汉制度》;宋人整理两汉诏令，洪咨夔(1176—1236年)为《两汉诏令总论》便是如此①;南宋时王应麟(1223—1296年)辑《玉海》卷六四“汉诏令总叙”以及“汉策书、诏策、册书、策诏、赐策”条，“汉四书、策书、制书、诏书、诫敕、露布”等条②,均引述了《汉制度》与《独断》。一直到今天，更是如此。胡广《汉制度》一书恐南宋时已亡佚，王应麟所引乃是根据《光武纪》“建武元年九月辛未诏”注《汉制度》云云。明人吴讷(1372—1457年)《文章辨体序说》在论述册、制时亦暗引两人的说法。③20世纪以来研究秦汉时期的官文书，就更无法脱离胡/蔡四类说作为分析的框架。从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罗振玉、王国维编《流沙坠简》开始，一直到新近的研究，包括德国学者纪安诺(EnnoGiele)④,莫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