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帝延熹八年(165年)陈蕃出任太尉，此时梁冀已被铲除，宦官势力独大，陈蕃曾单独上疏，批评“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建议“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不仅桓帝看罢怒气加重，宦官更是“疾(陈)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后汉66/2164—2165)。陈蕃同样希望通过尚书与公卿来制衡宦官，宦官则利用在皇帝身边之机，通过“中诏”来阻拦和打击陈蕃的活动，使其建议与想法无法落实，“中诏”即《李固传》所说的“事从中下”,就是直接由皇帝下发的诏书，没有经过尚书起草与下发。①到灵帝时，大臣依然瞩目选举权的归属，光和元年(178年),卢植上封事，劝谏灵帝说：“御下者，请谒希爵，一宜禁塞，迁举之事，责成主者。”(后汉64/2117)此处的主者，恐怕就是陈蕃所说的“尚书三公”,而此封事“帝不省”,应该是灵帝身边的宦官“遏绝章表”,没有让他看到此文书。光和二年(179年)到四年(181年)死前，中常侍曹节甚至“领尚书令”(后汉78/2526—2527),前所未有，足见宦官对尚书的重视。此间，曹节曾利用在桓帝身边之机，说动桓帝将打击宦官的阳球从司隶校尉改为卫尉，并动用“领尚书令”的权力，“敕尚书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迅速将阳球调离(后汉77/2499、2500),权势之大，可见一斑。
据《后汉书·张奂传》,灵帝时，奂转任太常，“与尚书刘猛、刁韪、卫良同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而曹节等弥疾其言，遂下诏切责之”,而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结果是“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张)奂独拒之”,导致“(王)寓怒，因此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65/2141),灵帝朝宦官因身处皇帝身边，一手遮天，由此可见。窦武尚在时，因太后身边有灵帝乳母赵娆，“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与共交捕，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及其支类，多行贪虐”(后汉66/2169),控制了皇帝或太后，便可以诏命封拜。且他们还能暗通州郡，当时曾有“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后汉67/
2213),等于绕过了负责收发文书的尚书，直接与宦官联络。正因为如此，外朝的清流们极力想夺回选举之权，同时，皇帝的文书，是用来进行封拜的最为直接的工具，更不能放过。
其实，当时的尚书久在清流、外戚与宦官争斗的旋涡中生存，平日接触各方的上奏，不仅了解王朝上下的动态，对于各方势力的消长，各自的立场、态度，哪些人炙手可热，也会了然于心。他们大多是在其他职位上经过历练后才转任尚书令，即便是尚书郎也要先做过一般的郎中，经过考试、试用选拔才可①,也多半学会了见机行事。就在窦武上书赞扬他们为“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后数月，桓帝死，窦太后临朝，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时新遭大丧，国嗣未立，诸尚书畏惧权官，托病不朝”,陈蕃以书责之，“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后汉66/2168),他们究竟能否成为对抗宦官的有效力量，也无法一概而论。
以上乃胡/蔡撰写四类说时的朝廷状况。前文已提及，胡广本人在尚书台长期任职，从尚书郎做到尚书仆射，史称“典机事十年”(后汉44/
1509),后出为郡守，质帝死后，任太尉，录尚书事，灵帝立，作为司徒“参录尚书事”。胡广“历事六帝”,史称“达练事体，明解朝章”(1510),对尚书台的运行机制以及各方如何围绕尚书展开争夺一定了如指掌。质帝死后，朝臣商议嗣君，他本与李固等议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蒜，但因遭权臣梁冀反对，胡广慑其权势，不敢相争，与李固的态度判然有别②,而他又和中常侍丁肃联姻，为时人讥毁。不过，据《后汉书·宦者列传》,丁肃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78/2533),与曹节、王甫等积极弄权擅政之辈不同。胡广与他通婚，正显示了他洞察时局，出于结援的考虑。质帝死后，群臣大议时态度的变化，可见他明理而趋炎附势的一面。胡广能长期从政，数列三公，几度沉浮而不倒，死后备尽哀荣，史家甚至认为是“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熹平六年(177年),灵帝“思感旧德”,还在省内画了他和太尉黄琼的像，并请蔡邕作颂
(1511),这些均显示了胡广内方外圆的一面。本传说他“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1510),不敢面对权臣，仗义执言，确实如此。
据《后汉书》本传，蔡邕担任过郎中，校书东观，后迁议郎，熹平四年(175年)参加抄录六经于碑石的工作，还曾多次上书、上封事、回答皇帝的提问，因奏对泄露，而被宦官程璜等构陷而获罪，减死徙边。他在朔方九个月，因赦被宥免还本郡，离开朔方前又因对五原太守不敬，产生矛盾。太守乃中常侍王甫之弟，蔡邕不敢归本郡，而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十二年。到中平二年(189年),他被董卓招至麾下，方又回到政治舞台，直到董卓被杀后，因对董卓表示伤痛而被王允下狱，死于狱中。和胡广相比，蔡邕的政治经历要单纯得多，但亦无法避免与当时各方权势的摩擦与碰撞，他自己对女宠、鸿都门学中的“轻薄之人”等更为仇视，但自己的仕途中数次遭遇宦官及其亲戚的陷害，尽管也因中常侍吕强的挽救而不死。在上书中亦见其对皇帝角色(如强调祭祀活动不可疏废)以及儒家传统(如选贤进能、远小人)的坚守，《独断》中所云“人主必慎所幸也”,以及借地震对董卓陪献帝郊天时乘车“逾制”的劝谏，均体现了他的想法。
相较于胡广，蔡邕更敢于直言，表达他的想法，因而遭受的打击与挫折也更多，但他直到被招至董卓手下，依然不忘“每存匡益”(后汉60下/2006)。两人的儒学背景与性格、遭遇，加上时局，都会带入他们的撰述。他们对口谕的排斥，以及对制与诏的解释，和对制书要有尚书令重封，且弃用“玺书”这种称呼，似乎都可以从时代氛围与两人的性格与经历中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