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26/3596)东汉尚书令的职责包括上奏与下发由尚书诸曹起草的各类文书②,《后汉书·鲍昱传》记载了光武帝末年的一个小故事，正显示了尚书的这一职能：
中元元年(56年),(昱)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著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帝报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29/1022)③
因为官印外出时要随身携带，故光武帝令鲍昱到尚书处去用自己的“司隶校尉”印封缄胡降檄，一般露布是通过司徒来下发全国，这次却改由司隶校尉下发，并且要在行下之辞中注明司隶校尉的姓名，与通常的做法不同。汉代的文书传递记录上要注明文书发出机构与印章的内容①,光武帝正是想利用此做法来让传递与接收“檄”的各机构了解鲍昱担任了司隶校尉。同书《梁冀传》云：
(冀以外戚)专擅威炳……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34/1183)
按照惯例，百官迁召应该是先到尚书处谢恩，并参加拜官授印玺的仪式，因梁冀专权而颠倒了先后次序。这一惯例亦证明正常情况下，除授高官的“制书”是通过尚书来下发的。同书《窦武传》云：
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榮信，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69/2243)
尚书郎需轮流昼夜在宫中值班，随时准备上奏、下发紧急文书②,故曹节能在夜里召集值班的尚书郎，武力胁迫起草诏书。而胡广、蔡邕指出制书需要“尚书令重封”,实际就是强调制书需通过尚书来下发，而否认了绕过尚书，直接由侍中、黄门之类近臣外传的方式。
委派身边的近臣作为使者送文书给诸侯王或大臣，颇为常见，廖伯源研究汉代使者时有过比较系统的梳理，其中就有奉玺书的，如元帝时，其弟东平王刘宇与母有矛盾，其母上言元帝，表示宁愿去长安近郊的杜陵为宣帝守陵园，元帝“于是遣太中大夫张子蟠奉玺书敕谕之”,另外又派“诸吏宦者令”奉玺书给东平王太后，加以劝慰(汉80/3320—3322),类似情形又见《汉书·淮阳宪王钦传》,亦是“遣谏大夫王骏赐钦玺书”(80/3316)。东汉熹平四年(175年),根据小黄门赵祐与议郎卑整的建议，灵帝封冲帝生母虞氏为宪陵贵人、质帝生母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节授印绶”(后汉10/441),按照常规，一定会同时奉策书。又献帝时“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唐姬)为弘农王妃”(后汉10/451)。《后汉书·姜肱传》载灵帝时“即拜(肱)太中大夫，诏书至门”(53/1750),一定也是派使者去的，而诏书应该是“制书”。①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不赘举。这些文书是否经过了尚书，史书未言，若使者出自内廷近臣，经过尚书的可能性就不太大。
窦武在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上书劝谏桓帝时，针对宦官专权，指出：
自即位以来，未闻善政。梁、孙、寇、邓虽或诛灭，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欺罔陛下，竞行谲诈，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强。
下文又指出：
臣闻古之明君，必须贤佐，以成政道。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寓、荀绳、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
下面笔锋一转，批评起桓帝来：
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69/2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