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封文书的帝玺，传国玺之外，皇帝另有六玺①,东汉一朝是由符节令属下的“尚符玺郎中”保管。据《续汉书·百官志三》本注，符节令“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还有二百石的符节令史，“掌书”(后汉志26/3599),亦在皇帝身边工作。“旧二人在中”的“中”,应与“中官”的“中”同义，均表示在皇帝贴身处任职。符节台与尚书台均“文属”少府(后汉志26/3600),但各为独立机构，互不统属。皇帝下发文书需要玺封，应由尚符玺郎中负责，无关尚书台，且该台亦握有给使者授节之职，皇帝完全可通过此台用玺封缄文书，然后直接遣使传送玺书，不经过尚书。应劭在给《汉书·酷吏·严延年传》(宣帝时)“后左冯翊缺，上欲征延年，符已发，为其名酷复止”作注时说：“符，竹使符也，臧在符节台，欲有所拜，召治书御史符节令发符下太尉也。”(90/3670、
71)应劭所云当是东汉的制度。西汉一朝太尉不常设，武帝以后多改称大司马，东汉以后才常设。②而治书侍御史，按胡广所说，是始于西汉宣帝时(后汉志26/3600),《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只出现了“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19上/743),此时“治书”尚是动词，未正式变为官称。治书侍御史作为专称，东汉以后才固定下来。③若此推论不误，东汉的这种拜官方式，就无须通过尚书，尽管在提名阶段，尚书可能会参与。
如所周知，东汉时期，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与外戚，特别是宦官之间产生长期纷争，其中外戚有时会成为儒生联合的对象，如桓帝时的窦武与灵帝时的何进，儒生大多视宦官为死敌。宦官实际是皇帝的延长线，而儒生则主要是官僚统治的代表，外戚常常站在皇帝或太后一方，与儒生争斗，但有时亦会与儒生联手，遏制乃至试图消灭宦官。儒生敌视宦官，实际是想遏制宦官背后的皇帝。攀附宦官的外朝官员也不少，正如宦官亦有好人一样，实际难以简單按照出身、官职来区分善恶。再加上皇帝与太后，几方之间的争夺，贯穿东汉中期以后朝廷活动。通过什么途径来任命官员，给哪些人封爵，经常成为各方争执的核心，而尚书亦因处在内外交接的要津，文书上奏下达多经其手，备受瞩目，变为各方争夺之地。
关于东汉政治史，学界研究颇多，分歧亦明显。一种看法是强调尚书台与宦官的作用，后来又有所谓“尚书体制”之说，并认为三公形骸化①;另一种看法则依然认为三公、将军在政策形成中居于核心地位，尚书台不过是从政策决议完成到审议、裁决，从裁决到实施的文书传达过程中衔接各阶段的动脉②。两说或有各执一端的问题，且××体制的看法，有将动态过程简單化之嫌。三公、将军、尚书台、宦官与皇帝共同构成朝廷统治群体，其间的关系起伏波动颇多，须顺时而观，详加考述，难以脱离具体人、事来抽象提炼。各方力量既合作，又争夺，尚书的重要性亦由此显现。
《后汉书·李固传》载，顺帝时李固上疏云：
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執重，责之所归。……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63/2076)
尚书喻为“喉舌”,东汉时常见①,此喻突出了尚书的重要性。李固同时指出公卿尚书与常侍黄门一道协助皇帝治理天下，囊括了常侍黄门之类的宦官，不能不说是对当时情形无可奈何的接受与承认。《续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云：“尚书令……本注曰……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尚书仆射……本注曰：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