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广与蔡邕两人构建的四类说，突出了文书的字体、形制上的特点以及应用的场合与对象，力图将四类文书置于更加富于形式化的状态，这当然包含了对现实中各种文书特点的提炼与概括，例如策书采取一长一短的简相间的形式，《史记·三王世家》末尾褚少孙便已指出：“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60/2115)其他文书，恐怕也是如此。胡/蔡的这种考虑，正如蔡邕对“制、诏”的解释：“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告也。告，教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将“制”概括为“必为法制也”,后文更是明白指出，“制书，帝者制度之命”,突出了制与法之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们两位所构建的四类说，就是试图将皇帝所发的文书纳入“法制”或“制度”的轨道。他们对四类文书的描述，正是想排除现实中存在的皇帝文书的流动性与灵活性，使之成为各具特定用途与表达方式的文书，借此也传达了他们对皇帝作用的某种期待。这种期待恰恰与时局，以及他们对时局的认识有关。而“玺书”与“口谕”被排除在“四类”之外，也可由此获得解释。
玺书见于历史与当时，含义如《国语·鲁语下》“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玺书”韦昭注所说：“玺书，印封书也。”秦以后指使用皇帝玉玺封缄的文书，大体对应于胡/蔡四类说中的策书与制书。而胡/蔡则放弃了以是否用玺作为区分的标准，转向了用途、文字、用语与形制等，只是在描述“制书”时提到“制书”“皆玺封”,蔡邕的表达较之胡广更显含混。依胡广所言，所有制书均需玺封，而蔡邕的描述中，则不知是所有制书都要玺封，还是只有“有印使符，下远近”的制书才需要玺封。另外一点倒是很清楚，制书仅有玺封还不够，还需要“尚书令印重封”,即要在玺封之外，再用尚书令的印另加一层封缄。究竟如何“重封”,使用囊，还是其他方式，《独断》中没有说明，参考《续汉书·祭祀志上》所录东汉皇帝封禅泰山时给上天的文书的封缄方式(后汉志7/3169),很可能是在玺封之外再加检或囊，检或囊上由尚书令来加以封缄。①这句话表面看来是在陈述制书的封缄方式，其实不然，当胡广/蔡邕讲到“尚书令印重封”时，实际是在强调制书需要经过尚书这一正式渠道下发，暗中否定了皇帝派遣侍中或黄门常侍之类直接传达制书的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实际政务处理中，尚书不止是“封下书”,还可以“封还诏书”。《后汉书·钟离意传》载，明帝性褊察，大臣莫不悚栗，钟离意作为尚书仆射，“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41/1409),明帝以后此种情形恐怕依然存在。尚书台保留了大量的存档文书，很多担任尚书的官员也熟悉典制，当遇到皇帝不合旧典的诏令时，若是固守故事的尚书，就有可能封还诏书。当然，这样做的代价也不小，钟离意很快就出宫去鲁国担任国相，史称“亦以此故不得久留”(41/1410)。缘于此，顺从皇帝意旨的尚书会越来越多，敢于封还者会日见其少。尽管如此，正像见到皇帝不妥的做法，大臣中时常会有人挺身而出，加以劝谏一样，居喉舌之位的尚书中敢于封还诏书者，恐怕也是时有其人。灵帝时尚书刘纳“以正直忤宦官，出为步兵校尉”(后汉56/1834),说不定就包含这方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