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史6/264)。三人间如何密谋，又见《史记·李斯列传》,其中再次提到“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对话中则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史78/2548)出现的是“无诏封王诸子”与“赐长子书”,分别使用了“诏”与“书”,前者指不存在的封王文书，后者指被他们拆开的文书。始皇身后事便与“玺书”纠缠在一起。应该说，此事乃三人的私密谋划，三人后来均横死，死前恐怕也不太可能会将这段改变三人命运的对话泄露给更多的人，司马迁如何掌握的具体信息，不无疑问。①尽管存在疑问，作为一种皇帝所发文书的称呼，玺书的确此后登上了历史舞台，汉代的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中均可见到。见于文献的，大家都不难检索，出土简牍不易搜寻，转引如下：
皇帝玺书一封，赐使伏虏居延骑千人光。
制曰：骑置驰行。传诣张掖居延使伏虏骑千人光所在，毋留。留，二千石坐之。
·从安定道元康元年四月丙午日入时界亭驿小史安以来望行。
元康元年是公元前65年。简上下完整，三行字的下端均尚有空白，应属于文书传递记录。比较特殊的是：一封玺书专门递送，不是与其他文书打包，且不是由邮亭卒传递，而是由驿来传送；但并不是专门派使者递送，还是使用通常的邮驿来一站一站地接力传送，应该是骑马递送。且宣帝要另外附加命令“制曰云云”规定采取何种方式来送，似乎这种方式尚未变成通行的做法。②卫宏《汉旧仪》卷上的规定“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③,似尚未出现。此外，敦煌马圈湾出土编号210的汉简云：“迎书适已会玺书到，写曰亦为今相见叩头”④尽管语意不明，但亦出现了“玺书”两字。敦煌悬泉简中有如下一枚，同样是宣帝时的邮书传递记录：
皇帝橐书一封，赐敦煌太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几少半时县泉驿骑传受万年驿骑广宗，到夜少半时付平望驿骑……
元平元年是公元前74年。此处的“橐”字，亦有学者释为“玺”,现在简牍图版尚未正式发表，二者孰是，尚无法判断。
除了简牍，“玺书”在东汉石刻、壁画中亦偶有所见。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三月上旬“巴郡太守都亭侯张府君功德叙”(又称“巴郡太守张纳碑”)云：
囊者征克大勋，丙子玺书封都亭侯。娅公曲阜，尚父营丘，周啓厥。①
文中使用了“玺书”。“丙子”当是玺书上注明的日期的干支，按照《独断》与此前的文书，被称为“玺书”的即是一般说的“策书”。此前，另有两碑没有直接使用“玺书”,而用了“玺”来表示皇帝的重视。汉安二年(143年)立的“景君碑”用的是“玺追嘉锡”,用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玺书追而与之”的典故；延熹八年(165年)“鲜于璜碑”使用了“圣上珍操，玺符追假”,碑阴则说：“皇上颂德，群黎慕涎。策书追下，银龟史符。”正背两面所指相同，可知“玺书”指的就是“策书”。其他东汉碑文则偏爱使用“策书”。②
1971年发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号汉墓壁画中也出现了“玺书”榜题。该墓为东汉晚期，墓主最后担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壁画中描绘了墓主的仕宦经历。墓前室至中室甬道南壁的壁画榜题作“繁阳令被玺时”,“玺”下面一字残，从残损笔画看，当是“书”字，摹本上看得更清楚，发掘者亦持此说。①这一场面宏大，参与者众多，通常情况下，玺书极少赐给县令，这应算是墓主在繁阳令任上的高光时刻，因而死后要画在坟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