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胡广/蔡邕两人提出的皇帝文书四类说，是值得追究的问题。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此说是当时文书实际形态的反映或代表。
汪桂海在《汉代官文书制度》第一章“引言”中指出：
汉代官文书制度的研究应当始自东汉蔡邕的《独断》,此书中有一部分叙述了当时的官府文书(主要是诏令文书和章奏文书)制度，这在今天是我们讨论汉代官文书制度不可不用的重要材料。不过，这部分材料并不完全是蔡邕对官志簿的抄录，而是包含了他对所见到的诏令章奏文书的总结。正因为当中有他自己的归纳总结，难免存在不全面、不尽符合事实的论述。
作者意识到此书存在不全面、不尽符合事实的论述，但在具体论述的分类上，实际还是依靠蔡邕提供的四类说。①李均明在根据简牍梳理秦汉时代的各类文书时，将皇(王)室文书部分区分为命书、策书、制书、戒敕与诏书五类，除“命书”见于战国外，后面四类均是根据《汉制度》和《独断》,在具体讨论中，亦少不了参考两书。②
刘后滨对汪桂海的看法有所修正，他指出：
《独断》所记载的公文书反映的主要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并曲折地反映了此前体制的变迁。
《独断》所说只能是新莽和东汉时期的制度。
蔡邕并未将整个汉朝的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所记主要应为其所处时代的制度。①
跃进在研究秦汉文体时，对于皇帝所下的文书，则是依据《独断》来分类。②马怡说：
如果说《汉制度》与《独断》未必能总括两汉制度的全貌，则其至少也应是东汉制度的反映。③
与刘后滨的看法接近。魏昕认为：
汉诏四种典型形式在《汉制度》中即有所规定：“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此后，《独断》、《文心雕龙》等各类文评、文论，皆将此作为汉代诏令的核心内容加以介绍。故而本论题即围绕这四种汉诏的典型形式，主要从其体式、使用情况展开深入、细致的功能性论述。
从秦代改“命”曰“制”,改“令”曰“诏”,至汉制规定“命有四品”,诏令名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官方的明确规定，诏令类文体亦因此得以正式确立，并形成一定的规模。①
作者虽没有使用“反映”一词，但称之为“汉诏四种典型形式”,认为“诏令名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官方的明确规定”,亦认可其普遍意义。尽管作者注意到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皇帝命令，如谕、玺书和铁券文①,却没有考虑这些文书与四种汉诏之间的关系。后文的分章亦是将四种汉诏各立一章来论述，将谕等视为次要与非典型的形式来看待，忽略了它们与作者所说的四种汉诏之间的联系。纪安诺在讨论《独断》的价值时指出：
仅这一事实(指蔡邕为《东观汉纪》编者之一)就是一个有力理由以支持《独断》与正史的比较以及预计它们极为相符。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不论《独断》是意在描述(descriptive)还是规范(prescriptive)这一问题，因为若是前者蔡邕应该只是概括他过目的经手文书的主旨，而若是后者他或许应是据文书中他所熟悉的知识来制定规则，即，除非有人假定文书主体实际上与时存的规则不符。考虑到执迷于普遍规则与整齐特点，这些要从秦汉时代几乎每件现存的资料中才能弄清，这几乎不可能。②
尽管表述相当迂曲，纪安诺实际也认为《独断》关于上行与下行文书的记述是描述性的。这种看法只是反映论的另一种表达。
需要注意的是，在宋代学者眼中，梳理汉代皇帝所发文书，倒并不仅仅依据胡/蔡四类说，学者们还会搜集文献中出现的各种名目，无论是洪咨夔还是王应麟，均是如此。或许有人会认为他们在整理上没有什么头绪与辨别，凡是皇帝所发文书，称呼不同的，就会摘出并罗列其中，而没有进一步探讨其间的关系，未免失于芜杂，但这种做法至少保存了当时文书称呼上的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