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皇帝与朝廷派出的各种使者，一旦离开京师，亦需要在传舍解决食宿问题。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秦汉统一中国，皇帝君临天下，但皇帝深居宫中，与各级行政官员，尤其是郡国官员甚少见面的机会，上下隔膜，不能亲临指导。为加强对各级官员的领导控制，以使其确实执行政策与诏令，皇帝常常派出使者，向各级官员传达皇帝的旨意，或调查其执行政策的情形，或观察其治迹，或采探民隐，或有某些特殊事件，为贯彻皇帝意志，特遣使者办理。③皇帝差遣的使者从事的工作概括而言有六类：1.干预司法、治狱诛杀；2.封爵拜官、贬免赏罚；3.沟通上下、征召说降；4.视察救灾、监督官吏；5.发兵监军、领护外族；6.出使外国、祭神求书。④此外，中朝的诸机构，如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廷尉府、大司农府等，亦常常派遣属吏到郡县处理各种事务，如由丞相史去护送诸郡戍卒至边地，并接回完成任务的“罢卒”,还要将在戍守期间死去的戍卒的棺材送回家乡①,到郡县调查各种案件②,等等。中朝官府遣吏至郡县文献所见不多，但在当时实际统治中应颇为频繁，这里仅举过去很少留意的祭祀一项为例。
悬泉汉简发现的“失亡传信册”保存了西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御史大夫下发全国的追查使者遗失传信的文书，其中抄录了传信原件的内容。具体如下：
永光五年五月庚申，守御史李忠监尝麦祠孝文庙，守御史任昌年，为驾一封轺传，外百册二。御史大夫弘谓长安长，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孝文帝的霸陵在长安城东南七十里，孝文庙亦在陵园附近。④尽管如此，朝廷派遣官吏去监督祭祀亦需“舍传舍”。更值得注意的是，按时制，对先帝庙的祭祀一年要进行25次。⑤诸先帝均如此，且各庙多在陵墓附近，不在城内，亦需“舍传舍”。故立国越久，祭祀越多，“舍传舍”的情况会越频繁。其他祭祀如果地点在长安以外，若由朝廷派遣官吏主祭，亦应循此持“传信”而“舍传舍”。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开始恢复山川等祭祀，要求祠官“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①,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再次重申，并令有关部门“以岁时致礼”,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又重申了这一命令②,到宣帝以后“五岳、四渎皆有常礼。……皆使者持节侍祠”,有的是一年五祠，有的四祠，更多的只有一祷三祠。③这些祭祀常常是为百姓祈求丰年，亦是当时治国的重要手段。《汉旧仪》则明确指出：“祭五岳，……乘传车，称使者。”④年复一年，因祭祀而使用传舍的情况也相当频繁。不唯朝廷如此，郡内祭祀地点如果不在郡治，前去时祀可能也要利用传舍，祭祀华山或是一例。⑤总而言之，由于日常祭祀而使用传舍的情形无论在朝廷还是郡都是十分常见的。敦煌悬泉汉简中之所以没有发现因祭祀而发的“传”,大概与这些郡为新设立的，官方认可的地方性山川祭祀尚不发达有关。
因此，无论使者由中央哪个机构派出，只要是公出(即《二年律令》所说的“官使人”),均要依靠传舍提供食宿，有些还要使用传舍中的传车作为交通工具。《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高祖刘邦派陈平与周勃取代樊哙为将时说“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结果二人“既受诏，驰传”而去(56/2058),所谓“驰传”是传舍中的一种车，拉车的马为“四马中足”⑥,需要在传舍换乘，一站一站接力⑦,将使者送到目的地。由于存在上述情况，地守要道，即汉代所谓“空道”的传舍接待过往使者颇为频繁。悬泉汉简中这方面的记载颇多。
根据元康四年(前62年)十二月悬泉置下辖的厨的负责人名叫“时”的“厨啬夫”所写的一份向上级汇报的该年正月至十二月得到及消费鸡的账目(鸡出入簿),该年经过悬泉置(亦即悬泉传舍)且享用过“鸡”的官吏中就有“使者王君”,“大司农卒史田卿、冯卿”,“丞相史范卿”,“刺史及从事史”等①,这些官吏都属于使者，多数是朝廷各官府差遣的。这只是元康四年一年享用过“鸡”的官吏的统计，并非该年路过并使用该置(传舍)的设施与食物的全部官吏的名单。尽管如此，亦可想象其他年份过往使者利用传舍的频繁。此外，悬泉接待外国使节相当多，这应是长安以西的郡县传舍(置)才有的特殊现象。
附带指出，官员赴任、卸任，军吏往返屯戍地与永久驻地亦可使用传舍，文献记载无多，尹湾汉简亦不曾涉及，而敦煌悬泉汉简发现的不少“传信”与“传”与此有关，这些事由多关系到王朝公职人员的迁转调动，公职人员是王朝在各地统治的直接执行者，亦与维持统治密不可分。对此已另文讨论，兹不赘述。此外，传舍亦是表示郡县长吏离任、赴任交代的重要地点，因与本文主旨无关，不拟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