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多次提到墓主师饶在这一年中有38天夜宿传舍，出行所及本郡及周围郡国的13个传舍。他为何频频外出?这与传舍的使用关系密切，不可不察。
如果将师饶一年中的出行按照目的地划分，可析为郡内与周边郡国两类。②
在上述九次郡内出行中只有第八次注明了目的，其余八次除了第二、第三次出行前后都是“宿家”,去厚丘前四天更是明确注明“旦休，宿家”③,或非公务外出，余下六次均应属出公差。这七次公出，一次是为了追赶“贼”,也就是为了维护郡内的治安。这应是地方官吏重要的职责。
敦煌悬泉所出的汉简“传”文书抄件中也有类似的内容。①
东海郡地处王朝东陲，甚少内忧外患②,具体到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检《汉书》《汉纪》与《通鉴》,从全国形势看是承平之岁，局势安稳，就东海郡而言，亦未见异常情况。此年师饶外出活动可视为日常性的，属于平日工作的一部分，其他年份亦应如此。
西汉景帝以后地方政权出现一显著变化，即郡国长官开始积极干预县道民政，甚至侵夺县道令长的职权③,郡国属吏对县道的巡视也随之增多，师饶的郡内出行应在这一背景下加以认识。根据《日记》,这一年中师饶先后担任郡法曹(七月十五日)、曹书佐(八月廿八日)与功曹(十月十九日),当时郡吏职务变动很快。④法曹，文献中出现不多，据《续汉书·百官志》,公府的法曹“主邮驿科程事”,郡国法曹或职责相同。⑤若确实如此，他们亦应时时至属县检查邮驿工作。功曹为郡吏之首，总管众务，并掌握诸吏选黜之权⑥,不仅要处理文书，还经常要到所属各县督促工作，了解官吏工作情况。此外，功曹亦有向郡守推荐人才的责任，这也需要经常巡行辖区，发现人才。七月十五日以前师饶担任的官职不详，但亦多次巡行属县，可以推知其他郡国的官吏亦应如此。师饶该年至少七次郡内公务中有三次在传舍住宿。此外，西汉中叶以后出现的郡督邮亦负有督察属县长吏与豪民、奉诏捕囚犯的职责，需要经常性地巡行诸县。①文献亦表明，汉代州郡国官吏一旦离开官舍外出到属县巡视，往往离不开传舍②,或住宿或在传舍饮食，传舍与郡国官吏日常统治的联系程度可见一斑。
新第八期(1999年),第39—42、50—57页。新近研究见仲山茂：《雨漠功曹考》,《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二七号(2003年3月),第1—27页。作者强调了功曹地位在西汉与东汉的变化，认为功曹出现于西汉后期，原为凡俗小吏，两汉交替的动乱时期因辅佐长官而显露头角，东汉后期地位突出，背景在于地方社会与郡守关系力量对比的变化。
这六次出使周边郡国有四次是去楚国，两次去琅琊郡，目的《日记》并无记载，只是第四次出访彭城时，四月廿日，即宿彭城传舍的最后一天，有“主簿蔡卿至”的记载，蔡卿应是楚国的主簿，“至”指拜访师饶，或是临行前的送行。主簿是郡国阁下群吏之长，职最亲近，常为守相的代表①,显示了楚国对师饶的重视，师饶亦郑重其事，将蔡卿来访记录下来，看来此次两人会面颇为重要，只可惜内容无从知晓。此外，唯一可知的是当时在位的楚王是刘衍(前23—前2年在位),为楚孝王刘嚣子，原封为平陆侯。②关于出行目的、道路与每日的行程等，学者已经做过初步分析③,这里再就比邻郡国间的往来问题做些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