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外出执行公务时通过关隘、河津以及免费乘车、住宿“传舍”并享用“传食”的凭证，当时称为“传信"或"传”(以下简称“传文书”),相当于现代的介绍信与通行证。以往只能就文献对“传信”的签发与使用略知一二。西北地区发现的汉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敦煌出土的悬泉汉简，包含了相当数量的“传信”与“传”的抄件①,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初的《二年律令》则包含了不少与“传”的使用有关的律令，这些均为进一步研究“传信”与“传”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这里仅就西北所出汉简中的“传信”与“传”的类型、内容等做一初步分析，并基于此探讨传文书所见君臣在日常事务处理上的分工及诏书与律令的作用。
目前能够搜集到的传文书，包括“失传信册书”所涉及的传文书，共114件，其中107件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时间从公元前94年到公元27年，属于西汉武帝末到东汉光武帝初年。当然，悬泉汉简的资料还没有全部公布，居延地区肩水金关(A32)多年前也出土了不少传文书，同样没有刊布，因此，这114件绝非已知传文书的全部。尽管如此，这批资料依然值得研究。前人也做过不少工作。胡平生、张德芳首先刊布了不少传文书，并逐条做了句读、考释①,解决了不少基础问题。最近，张俊民则对这批资料的释文做了进一步的校订②,此前，他撰文研究悬泉汉简所见人名时亦披露了不少传文书③。此外，张德芳撰文刊布了悬泉简中所有“传信”简的图版与释文，并探讨了传信制度，按照加封的数量对“传信”分类并逐条加以研究，提供了大量颇有价值的信息。此前他在另一篇论文中亦披露了若干新的传文书。初世宾新作亦涉及传信问题。④
研究传文书并非始于悬泉汉简出土之后，20世纪初以来就有学者涉及。迄今王国维、劳翰、陈直、大庭俗、陈槃、李均明、薛英群、唐晓军、汪桂海、程喜霖、王树金等均涉猎或撰文讨论过。⑤由于当时出土的传不多，多见于关的遗址，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当时人们通过关津均需要凭证，凭证有多种，如符、编、檠等，传只是其中一种，根据持有人身份与外出事由的不同可分为私事用传与公务用传两类。悬泉的发现表明关津以外，使用传车马、传舍、厩亦需持传。本文所讨论的传文书均属于“公务用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