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参照两汉文书与统治方式，分析了胡广与蔡邕构建的“帝下之书有四”这一汉代王言的论述中显现与被排斥的内容，并从制度、时局以及胡广、蔡邕两人的经历角度探讨了如此书写的背景。可以说，胡/蔡四类说是他们以笔为武器，通过选择/舍弃/阐释而构建的皇帝文书等级秩序，孔子有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之说，他们通过确立四类皇帝文书的名称，来曲折地表达他们对皇帝与制度的理解，但对皇帝文书实际的运行与发展，影响有限。对后人认识当时的皇帝文书而言，这一述说既是便利的工具，也是一种障碍。
本文初稿曾提交2019年4月12—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王言：古代世界的政治表达和权力建构”(TheKing'sVoice:RoyalSpeechandInscriptionintheAncientWorld)工作坊，写作修改中先后得到学棣孙梓辛、屈涛、陈韵青与郭伟涛诸君的惠助，谨此致谢。
2019年2—4月初稿
2019年5月修订
2020年5月再订
本文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祝总斌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20—153页。收入本书时，又根据孙梓辛、郭伟涛君的意见略有修订。交稿后获读孙闻博的新作《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此书第四章“兵符、帝玺与玺书：秦君政治信物的行用及流变”第五至九节集中讨论“玺书”,汇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值得有兴趣的读者一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