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针锋相对也是非常巧妙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内含着某种类似自然规律的特性，在这种制度下，经济发展呈现为自然界那种盲目力量支配的非主体发展状态。人仍然没有最终摆脱动物界，而不过是更高级一些的经济动物（请注意，这是马克思前期思想的一种新的承续！）。在马克思的理论视界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这种似自然性明确显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非完成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表现出某种人类主体无法控制的盲目性，“在这个生产方式内，规律是只能当作没有规律而盲目发生作用的平均规律来贯彻的”[43]。这里的“没有规律”中的规律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平均规律则是类似自然规律的运动。于是，生产的规律表现为“生产的自然规律”[44]；“价值规律不过当作内部的规律，在当事人个人面前，还是当作盲目的自然规律来发生作用，并且要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45]。这是由于“劳动的变更现在还只当作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律，并以自然规律碰到障碍时无论何处都不能没有的盲目破坏作用来贯彻”[46]。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这些固有形态，从本质上看却是一种“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义上存在的形式”[47]。
我们发现，马克思在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自然性存在以后，还进而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异变为类似自然界运动的现象并不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是一切史前人类社会的共同特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三大形态的有关理论分析，以展开必要的比较性逻辑解析。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从生产工具的性质方面区分了三种社会形态，即“自然发生的”工具的古代社会，“由文明创造工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在第一种社会和第二种社会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都呈现出某种似自然性，不过这两种似自然性的情况又各自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产生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48]
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又进一步深化了。在这里，马克思从多重视角，再次肯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三大社会形态中的不同质点。首先，从人类社会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人的活动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则出现了“以物的依赖牲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种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9]。马克思指出，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人的自然生产（含人的种的蕃衍和向自然的索取）占主导地位，在那时，“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50]；在第二种形态中，人的物质生产才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动轮。马克思发现，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似乎仍然处于一种被动的、被外部条件决定的地位之中。[51]在此时，人受到外部条件的驱使，社会本身的过程“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