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马克思思想逻辑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在追随黑格尔肯定精神本质（原子）的异化（对象化）价值，在此时，已不再把“本质—存在—本质”逻辑结构中的第二项，即精神的异化（物质实在）看成是理性的实现，而将其视为一个违反“人类精神的罪恶”加以否定了。在此，人的历史才是真实的，而人类历史中与自然界相似的物化（异化）状况则是反人的。这倒使马克思自己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同观察历史的视角（异化史观），在逻辑深层更加趋于一致了。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已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总是“占上风的”。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理论直觉，也是后来马克思新的科学理论逻辑的前沿萌生点。
其实，自1842年以后，马克思就已经开始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可是，起初马克思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费尔巴哈，而后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那种强调精神理性和平等自由的“崇高”口号，在现实面前是那样的软弱无力，竟没有办法去扬弃那些“精神异化物”。1843年夏天到1844年初，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至此，他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中，才完全地转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诚然如此，这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线还仅仅是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框架，特别是在历史观上，他仍然在坚持人本主义异化理论为核心的历史唯心主义构架。
我们看到，马克思迅速抛弃了1843年以前那种从“理性规律”出发的基点，处处以“人”为出发点了。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武器，批判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精种与物质的“主谓关系”（即法、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神秘主义本质。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所肯定的专制国家和社会异化的批判中，他这样写道：“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30]重要的是，这种异化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自己的普遍本质，把人变成直接受本身的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这种人是“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败坏了的人，失掉自身的人，自我排斥的人，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控制了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31]。如果说在中世纪，是来自自然的限定，人被自然（自身自然的规定）剥夺了主体地位，在这里，人的非主体化则是一种人造的非人力量支配的！注意这一点十分重要，马克思首次发现了这种人被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支配！
如果说马克思以上的哲学思想，还是一种从社会政治分析出发的理论透视，而一旦马克思步入经济领域，这种关于人受制于自身创化物的思考就愈发深刻起来。这里出现的是劳动异化理论。关于经济异化的思想，马克思一开始受到了赫斯的影响。在《论犹太人问题》等文中，这种新的异化理论就有所显露。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的这一观念大大地加强了。我们发现，马克思从经济研究的开始就抓住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从自然的奴隶变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这与那种早期人受自然支配的现象有一种共同的特色，即人仍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显而易见，在马克思当时人本主义框架中，这种思想带有极强的伦理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