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第三点是马克思在个人生存情境中界定的历史性存在的本质。这还是那个“一定的”历史规定：现实的个人总是遭遇到一定的物质生存条件，所以，“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0]。与施蒂纳那种无条件的绝对自由的个人不同，这是在现实中的个人；与费尔巴哈那种来自自然物质的感性受动性不同，这是一种历史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受动性和制约性。具体地说，也就是每一个个人所无法回避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这是规定每一个历史时代中个人“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这永远是一定的历史性的本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突出说明的历史性生存的另一关键性层面，即每个时代的个人又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马克思在第一手稿的历史规定性中没有在显性语义上指认的。可是，作为历史性生存的内在规定——生产，本身就是创造。当马克思用工具和生产的方式之变革来说明历史进步时，这自然是说明人类历史性生存的创造性本质。在这里马克思似乎直接界定了历史性生存中个人的一定的历史创造性。用马克思后来写下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个人在“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1]。所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2]十分清楚，马克思这里说明的历史性生存决不是简单的单向性的持续性时间，而是一种将过去扬弃在自身内部，同时创造现在走向未来的历史时间。
那么，从现实的个人生存出发，如何来看待历史性的内在规定呢？马克思先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状说，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因为，费尔巴哈、鲍威尔等是以人的情感关系和异化了的宗教为基本点来区别人与动物，施蒂纳是以在观念上摆脱了一切理性类总体性的利己主义来规定个人。这都没有走出过去一切旧哲学从观念幻影层面唯心主义地对人的诠释。在马克思的历史话语中，只有“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请注意，这里的与个人生存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实际上是经济学的精确术语。人最初的生产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不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一个精通经济学特别是通晓社会经济发展史的专家才能界定出来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这个历史性生存的规定，已经不再是什么人应该具有的某种抽象的类本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自己那种自由自主的劳动），即使是“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的先验设定（赫斯），而是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历史性地跨出这一步“开始生产”那一刻，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地获得了这种新的人类社会生存的质的规定性。人类社会的历史存在是在长期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现实的生产历史地实现的。我们再一次看到，转换到现实的个人生存的尺度，这个历史性的存在还是从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的，显然，这个历史不是一般的物质发展史，而是特设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这是人的历史性社会存在的本义。与第一手稿的写作不同的是，马克思这一次没有直接用“工业”和“商业”来直接指认生产，这使得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一般真正抽象出来了。
通过这一历史规定，马克思在向我们表明，人的确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体，但人的总体规定性却不是个体的特性，而是由物质生产形成的新的群体生活。人是个体，但社会生活中结合起来的人才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人之所以确立成为历史主体恰恰由于他自身构成的社会性生产活动。这是马克思转而使用“人们”来说明生产的原因。
马克思以生产来界定个人，用生产来说明人类的历史性生存，这还是社会存在的初级层次上的一般规定性。这个规定在表面上似乎尚没有超出“社会唯物主义”的生产基础论。而实际上，马克思面对生产，不是仅仅停留在生产的混沌无序的总体之中，因为任何生产实践都是具体的有序的、不过是一定的生产的内在结构组织和动态格局的功能实现，这就是作为一定历史生存本质的生产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存在着的“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这个生产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在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同时，也与“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个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23]。这就是说，一方面生产的有序结构是生活物质资料的历史特性决定的，这是前面所讲的历史性前提；可另一方面，生产方式更表现了人们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活动的新的有序性，这是人类生存的历史创造性。所以马克思综述道：人是什么，是与生产相一致的，这种一致不是外在的相同，而是一种内在的生产有序性，这实际上还是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讲的生产力！也就是所谓“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生产能力和水平。
正是这个人的活动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历史地制约着人，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之外的全部生活和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含思想关系），而这个由一定生产方式制约的全部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本质。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对自己哲学新视域中历史话语最重要逻辑本质的确认。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作出这种对人类社会历史性存在的一般性描述，并以这种客观的历史本质确认，以取代他在此之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应然的前提。这一点，被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极大地遮蔽了。
可是我们知道，作为共产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这个时候更关心的决不是满足于对历史的一般逻辑设定，而仍然是以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理论旨归。还要指出，马克思在一般理论逻辑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逻辑确认，并不是直接批判性的。可是，马克思科学地描述历史并不是目的，他还是要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于是，在同一文本中，我们又看到了马克思直接基于经济发展史的对欧洲社会历史现实特别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批判。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性解读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