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认的历史的第三个原初关系是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但它并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直接目的，生产是为了维系“人的生存”，使之“能够生活”。所以同样属于历史性存在，也是生产本身的第三个方面（“关系”），即人类主体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人的生产也包含双重因素，一是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生产过程，二是主体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主体际”联系）。前面讨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里出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关系，这也是人超出动物界的历史性存在。人的自然生产即是通过生育，而人的主体关系一开始是从人的自然（血缘关系）开始的。“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15]其实在第一方面，家庭也是最早的生产单位，在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上，人的生产恰恰成为主导的因素，物质生产不过是从属的方面。但随着生产本身的发展，这一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而在第二方面，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从家庭关系向新的社会关系的历史转换。
写到这里，马克思概括说这已经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三个方面，不是三个阶段，“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根据马克思的规定，历史的发生正是由这两种生产的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这个总体性的历史规定也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的“生命的生产”。
在作完了关于历史的三个原初关系的理论设定之后，马克思立即做了一件极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对历史的生产规定进行深一层的科学抽象。两种生产的本质被同时指认出两种重要的关系：无论是由劳动完成的自己生命的生产还是由生育完成的他人生命的生产，都“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6]。在物质生产中，一方面是人与物的历史的自然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从来就是由人们共同活动结合起来的，这又是历史的社会关系；在人的自身生产中，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历史的自然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是人与人之间历史地构成的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主体是以生产为核心的非实体的历史活动，而社会存在的本质是关系，这是将黑格尔、费尔巴哈回落到经济现实的结果。研究社会存在，更深地面对不能直观的但却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的规律，这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科学抽象的贡献。马克思的创造性，就在于深刻地从新的现实经济（“多”）中再一次抽象出本质（“一”）来。这一次哲学的革命，不是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抽象走向柏拉图、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而是走向历史现实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