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费尔巴哈谈到的人却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此，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贫民而不是健康的人的时候，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这种历史的亦即人的“唯心主义”在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近代哲学家们那里的突出表现，就是对“人”、“个人”的抽象的概念式的因而也是超历史超时空的理解。人类基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从而个人的发展，被他们设想为“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样设想，就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看作是一个普遍概念的一些类别，看作是类的一些亚种，看作是人的一些发展阶段。”[7]
通过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作出了上述批判性分析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概括性地指出：“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的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用‘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身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来代替先前阶段的个人并赋予先前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8]与这种抽象的“人学”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