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马克思发现“形而上学”及其本质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投影和折光。例如，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实体”，其实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自我意识”则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绝对精神”则不过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哲学“形而上学”及其本质主义把抽象化的“理念”作为人必须信奉和托付的绝对的、终极的“存在”或“本体”，在具体时空和境遇中展开的人唯有靠自己感受和觉解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人生便被吞没、消解掉了。诚然，人的生存并不完全封闭在个体之内，人具有类的普遍性，是社会存在物。但人的类属性和社会性并不能游离于人的具体的感**。马克思就此写道：“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的共同体、社会为活生生的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的形态，但是在今天，普遍意识是撇开了现实生活的抽象物，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物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4]
人的现实生活本身不是抽象的实体，而是感性又超感性的活动。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认识，使马克思超越了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而发现了打开为种种意识形态所遮蔽、颠倒的人的生活世界的钥匙：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存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自在生存而可以名之为属人的“生活”，之所以不能归结为外在的客观性物质性存在或内在的观念性精神性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存是人自觉展开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这一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力的表现，也唯有人自身才能体验；是人对对象世界即属人的生活世界的建构，也是人感受对象之属人意义而达到的自我陶冶；人由于这一活动而成为具有类属性的社会的人，也由此而形成了独特的个性；由于这一活动而使自然界不断人化、美化，也因此而使人能够扬弃狭隘的功利取向而与整个自然界融为一体。对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强调使马克思一举确立了哲学的生存论维度。这一维度旨在于从人的感性对象性出发来理解人的生存，揭示人与周围世界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并从而为人的整个生命机能的发挥和实现，为人的生存意义的无穷生发作出承诺。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哲学主客对立的极性思维和疏离人的生存的抽象性弊端，使哲学从认识论形态转向生存论形态，为哲学确立“此岸”生活世界的“真理”廓清了道路。
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的生存—实践思想已初步形成，其主要观点如下：
（1）人及其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已然存在，这是一个最原初的事实。人的已然存在是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意识到并展开的。人之在世生存的根本方式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对象性”意味着人不可能“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人在身之外必定有一个他者并需要这个他者，这个他者其实是另一个对象性的“自我”。这说明人自身不是天生自足的，他只有借助并通过这个他者即对象，才能实现自身，达到自足。所以，人本然地从属于世界，而世界本来就是互为对象的无数存在者的聚集。而人的对象性活动是有意识的，他能够自觉其对象性并自觉地从事对象性活动，通过使对象“人化”和人自身的“自然化”与对象“打成一片”。
（2）人只有一个充满矛盾的生存世界，就这是人生活实践于其中的作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世界。全部世界史都是人通过人的劳动实践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是无。至于世界被二重化为形上的宗教世界和形下的世俗世界，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自我矛盾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