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普遍异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不再是（或从来不真正是）纯粹而崇高的“普遍理性”，而是愈来愈**裸地呈现出来的“经济利益”。在观念的“王国”中，居支配地位的虽然依旧是和宗教神学互为补充互相支持的玄虚的哲学“形而上学”，但却正在遭到另一种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的哲学的猛烈冲击。于是，满怀自由民主思想和抱负的青年马克思得以以这样的信念开始其哲学探索：“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哲学要承担起这个任务，就必须有能力进入现实的人类生活，也就是切入普遍异化的现实的“前提”之中。哲学形而上学缺少这个能力，它向人展示的是恒定的“纯真”“纯善”，这虽然能给人生以希望和某种信念支撑，却同时起着掩饰和安慰人的苦难生活的作用，而无从把人带出生活困境。
那么，以“后形而上学”面目出现的“感性”哲学又如何呢？表面上看，这种哲学直接地向人自身和人的现实生活敞开，但凭借直接的“感性直观”，人们所看到的却只能是一种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自在的存在，它看不到被人的活动所中介所建构的社会文化性存在即“属人”的存在，亦不可能了解“感性”自身的属人性质。正因为人及其世界的“属人”性进入不了这种感性哲学的视域，所以，马克思认为它和“形而上学”一样的“抽象”。“形而上学”和感性哲学表面上互相反对，因为前者的视界是超验的，后者的视界是经验的，但是为什么都产生同一问题，即都与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相脱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为什么都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马克思发现，这两种哲学其实有着同一种实体性思维方式。实体性思维方式认为复杂多样的现象是同一实体变化不居的属性，都不真实，唯有独立自足的实体真实。“实体”赖以存在的条件、关系和环境都被舍像掉了，“实体”成为一无所凭的**裸的纯粹存在者。这正是把人生存的现世抽象化——纯化同时也是简化——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在本质上必定是一种既定的或现成的单一主体，他先天地生、独立不倚，实际上是超然世外的，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历史性、现实性。如果说“人”是以“理性”或“感性”为根据的，那么，“理性”或“感性”作为人的根据或规定者同样是无待的绝对的本体，也不具有在世的现实性。至于人实际上在世生存的“世界”则要么被视为附属的或派生的东西，如同费希特式的“自我”创设出来藉以证明自己的“非我”；要么被视为另一种自在的实体，只是在直观和审美意义上与人发生关系。这样，不仅人本身成为完全能动而又不可究诘的谜，而且，恰恰是由人们并不满意的生活所构成的现实存在成了上述哲学的盲点。而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现实存在就是“现世”存在即人们的实际的生活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