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存—实践”观的形成
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而工作，是马克思的初衷。但是，马克思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却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而制造着人间苦难的，正是自诩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自身。“人”究竟是什么？“人”始终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人是唯一自觉其为“类”的存在物，也是唯一有意识的同类相残的存在物；人只有从人那里才能得到爱，人也正是从人那里才能学到恨；人可以达到天使般的仁慈圣洁，也可以堕落为野兽般的残忍卑污；人只有通过对对象世界的创造才能肯定自己，人也正是由于对对象世界的创造才失掉了自己；人的世界可以是人间天堂，人的世界也可以是人间地狱……人就像一个双面的怪物，在展示出美好的一面的同时，总会把恶的一面也暴露出来。于是，人干脆说“自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人的确具有两重性，的确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存在。但人何以如此？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或者更多地表现出“天使”的一面或者更多地表现出“野兽”的一面？现实的人的现实的取向和行为，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青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的撰稿人和主编期间，通过对大量迫切的社会实际生活问题的接触、了解和评论，形成了关于“人”的下述看法：“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人的“善”（意）“恶”（意）不再被抽象地理解或被作为解释人的行为的绝对前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现实的“关系”在这里具有更为直接的决定作用。“既然已经证明，一定的现象必然由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那就不难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这种现象会真正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需要它，它也不能产生。这几乎同化学家能够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化合成化合物一样，是可以确确实实地确定下来的。”[2]
这里所表达的是来自于马克思的亲身经历和理性思考的思想取向：考虑问题的现实性和具体性。这种现实性和具体性落实到人及其社会问题的探讨上，就是从“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实际“关系”出发来理解人的行为，而不是从人的某种抽象的不变的本性那里找原因。马克思的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对抽象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必然导致哲学中的“人”作为“绝对实体”的消解和作为具体的“生存者”的生成。
马克思正是着眼于人的现实生活而批判地对待现有哲学的。由于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一直是主流哲学，并且与宗教神学互为依托，俨然构成凌驾于人的生活之上的自足的观念世界，而事实上却执行着对异化现实掩饰和安慰的世俗功能，因此首先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