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它是人在世生存的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形式。人的生存方式包含两个问题，其一，人凭什么生存？其二，人怎样生存？马克思认为，人不能直接依靠外部自然为生，而只能依靠人们有选择地变革外部自然的“生产”为生。原初意义上的“生产”包括“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所以它是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活动而展开的生命创生活动。“生产”蕴含着并分化出“交往”而又与之互为中介，由此形成人们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性生产方式。但生产方式并不能独立地成为人的生存的基础，因为人的生存是人自觉其生命取向的生存，它必然以人的自我意识和族类意识为起点和坐标，对自己的活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和规范，从而使人的生存赋有人文意蕴和伦常秩序，成为社会性文化性生存，这才有了人之不同于动物界的“社会”这一生存共同体，人在现实性上才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实际上，越是向前追溯，我们越能发现人的生产和交往中渗透着各种信念、道德等意识因素，所以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2]这说明，人的最基本的生存信念和价值取向同样是人的生存的基础。而在这时是并没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二分的。只是到后来，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随着资本关系开始主宰一切、经济利益成为主导价值、工具理性肆意扩张、社会竞争愈演愈烈，包括生产在内的经济活动才获得了自己的动力和发展机制，而“思想、观念、意识”则“上升”为“意识形态”并为特定的经济利益和秩序进行掩饰和辩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们生存共同体的“社会”才空前地分裂开来，人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独立和形式上自由平等的同时也反转来成为资本和商品的附庸。人的“生存”这才具有了空前严重的物化和异化的性质：人变得越来越片面和盲目，以致人成了他们社会合力的玩偶，成了他从事的职业的符号，成了他不可支配的对立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人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的。“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3]这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发生的异化。
第三，关于人的生存的“实然”与“应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