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哲学革命，原因就在于：
“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3]。“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就是去反映人的生存矛盾，揭示人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时代，看到的大量情况是个人生存的偶然性：个人不仅受各种关系、受自己的力量的束缚和支配，而且，个人似乎成了某种客观关系或力量的人格化。关系或力量获得了自主性的外观，个人则成了被随意摆布的从属的东西。“社会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却一直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威慑和统治着他们。个人的行为“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1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著作中，马克思更具体地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5]“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16]人，本来是社会的人，是建立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然而，事情竟然会发生如此变化：在特定的社会或社会关系中，人成为非人的东西的人格化，成为符号，具有活生生的主体性和个性的人不见了，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主角的不过是一些“人格化”的关系和力量，不过是一些符号！这不能不说是人及其生存的严重的异化。
“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关系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以及他们自己生命的力量成为压倒他们的力量？”[17]
马克思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也对这个问题作了原则的回答：自发而非自愿的分工决定了这一状况。受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对于这些个人说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分工这种社会关系以及它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并非一开始就是与人们相对抗的东西，分工是伴随着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分化、多样化的发展而历史地形成的，它的异化性质也是历史地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和人的历史性是一致的，它们都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和主体能力的历史过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