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运动的这一总的向度，是在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一些人能够摆脱物质生产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时候首次表现出来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在说到分工时特别突出地强调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34]人的精神活动、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无疑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标志。正是由于精神活动从物质活动中的分化，人类才会有超出日常生活与当下实践的理想的确立，才能反思、评价人类既有的生活方式并依据关于未来生活的理想建构人类应然的生活方式。有了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自主自由的精神生产和创作，也才谈得上人类文化的发展，即以各种语言符号、科学理论、规则仪式、典章制度为载体的人类文明的进化：人们物质生产的技术条件由于获得科学的指导和渗透而不断提高其效率；人们的交往活动和社会组织形态由于话语的沟通理解和各种规则仪式的范导而越来越呈现出人文价值秩序；人类不同于物质需要与物质生活的精神需要与精神生活，也才真正形成并发展起来。而所有这一切又意味着，在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中生成的人类历史，是环绕着一个方向展开的，这就是对于包括人的肉体及其物质世界在内的必然性领域的超越，对于未来理想世界的不断趋近。这也是康德所说的人有着思考和追求纯粹自由的形而上之“自然倾向”的由来。[35]可以说，人的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一开始就有超越自然万物和自身肉体的“价值向度”；人的目的、观念、精神都是这个向度的意识或自觉形式。因而，作为精神活动及其产物的哲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科学还有政治等，的确体现着人的更多的自主自由。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对于自然必然性——包括直接属于必然性领域的生产劳动——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