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样写道：在考察了构成原初历史的四个因素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意识或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也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以上面调侃的口吻说到“意识”，显然是附带着对青年黑格尔派推崇“纯粹的”意识、主张“观念统治世界”以及满口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的嘲讽；但是，他们并没有“嘲讽”人的意识本身。相反，他们认为，正是随着人的意识和语言的产生，人具有了自我意识、自主活动的功能，因而人与自身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不再是自在的关系，而成为自为的即“为我”的关系了：“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3]然后，他们相当详细地论述了意识在最初阶段的动物性质，以及后来向着自觉的意识的转变。我们知道，人类“意识”的发展是一个纠缠着人的本能与意识、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实然与应然等等的分化与整合的极其复杂的历程，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不少哲学家都研究过这一难以直观的充满神奇的历程，后来更有许多人类学和文化学家对原始部族作过具体的实证的探讨，但至今我们对于意识变化发展的许多重要细节仍然缺乏了解。不过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人”的形成也正是人的活动方式包括人的意识、行为与社会关系形成的过程，从而也是“文化”形成的过程；而人类走出物我不分、人己不分状态的重要杠杆，就在于“自我意识”和作为“现实的意识”的语言——口头语言及其书面语言——的出现。由此，像原始宗教、**禁忌、婚丧仪式一类体现人类“应然”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原初文化现象才得以产生，人的“劳动”活动也越来越由原初的本能式劳动变成人的主体性劳动和赋有社会和文化属性的活动。换言之，正是由于人与自己的生命活动不再直接同一，而是成为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对象，人的活动才具有了为我的价值取向，具有了自觉自由的性质。人类活动的这种性质也必定内在地决定人类历史运动的总体向度，即随着人的生命活动中“意识”、“语言”的发展从而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增强，人的生命活动及其整个人类历史越来越能够摆脱物质生产的外在规定性和因果必然性的束缚，彰显出人的自我超越的“自由”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