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并非要否定人的意识、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而是要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植根于它赖以产生的人的现实活动中，使之由“抽象的发展”转变为“现实的发展”。不难发现，马克思通过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在逻辑性上具有“否定之否定”的双重递进关系：一方面，他“眼睛向下”，要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运动中找到“观念的”、“神圣的”东西的“世俗基础”，使哲学、神学等思想理论实现从“天上”（超验形而上学）到“地上”（经验性的历史理论）的身位变更；另一方面，他又“由下而上”，让人类依据自己变革性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同时也是依据自身的需要、能力和现实的可能，自觉地发展自己的主体性，不断地走向自由解放。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决不只是要对现代社会历史的世俗物质性给予“正确解释”，而是要人类从自己的历史活动中找到掌握自己命运的现实途径。而人生天地间，人类历史永远要在大地和上天之间、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间、在人的感觉经验与形上理念之间展开。就此而言，人的“向下”的植根与“向上”的自由超越也必定是相互联系并转换着的。
二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时期，正是以工业和市场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空前活跃的时期。不断扩大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在使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同时，也增大了社会走向分裂和对抗的可能性，使社会整合变得困难重重。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任务，直接而言，正是要回答并解除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对抗性矛盾。
人类从自然中的分化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也是人类整个的生存发展及其问题产生的起源。人类从自然中分化的过程，也是人类内部分化和个人自身分化的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人与自身的分化与整合，构成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动力、基本内容和存在方式，并内在地决定了人类历史运动的方向。而首先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确定为人类社会的“世俗基础”，然后从这一基础出发探讨和把握人类的社会分化及其历史命运，是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辩证性质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人的生产进入人类历史的。他们认为，生产既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又使人与自然联系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了人类历史。生产虽然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的，却必须“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反过来，生产又决定着交往的形式。生产与交往互为前提、互为中介，共同决定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在这里，“交往”指的是人类内部相对独立的群体之间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活动，表现在生产中的交往就是劳动的分工、交换与合作。在第一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当时的经济学、历史学材料，在一般性地叙述了人类的几次大分工，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之后，首先明确了构成人类原初历史的“四个方面”即四大物质性因素[32]，进而指出“意识”和“语言”是人类历史中的精神性因素。而精神性因素如何从人类物质性的社会活动中产生、分化出来，它的出现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考察和研究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并导致阶级划分过程的关键性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