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地说，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可能不变成小土地所有制，然后经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途径，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在条件具备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免遭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十分明显，马克思反对的是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不是否定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自己就有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其中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更替的理论；人的依赖性社会或自然经济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或商品经济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或产品经济社会两个系列的三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以及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依次更替的理论；等等。我们这里着重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角度作分析。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就个别国家和民族而言，由于具体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影响，则有可能跨越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社会形态。因此，不能把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到处生搬硬套，用它来裁剪个别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在上述批判米海洛夫斯基那段话的后面，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古代罗马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的土地也曾经被剥夺，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罗马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也不是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奴隶占有制。”据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0]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和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是从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的分别研究和相互比较中抽象出来的逻辑结论，马克思说的“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就是指“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既然是抽象的逻辑结论，它就是“超历史的”，因为它舍弃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具体历史过程的差别，舍弃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历史过程的许多细节，它就不会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直接相吻合。因为它是“超历史的”，所以就不能把它当作“万能钥匙”到处生搬硬套，而不去研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