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由于二者的历史前途和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所以人们是承认还是否认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变为小私有制这种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提出赞成或者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分析毫无关系。马克思指出：“从这一分析中，至多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7]这就是说，如果把俄国公社的农民变成小私有者，其进一步发展必然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说明，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并没有否认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或者说，并没有否认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说的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仅限于西欧各国，只是说不能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具体道路，即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剥夺农民、变个体小生产为资本主义大生产，当作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道路或唯一道路，而不是说只有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才走这条道路，其他国家资本主义起源都不会走这条道路，更不是说只有西欧各国才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巴师夏和凯里”一章中，论述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四种形式。他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象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8]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形式，其中第三种形式最典型，而这种典型形式实际上讲的就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形式。可见，马克思这里是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形式当作资本主义起源的最基本的形式的。接着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起源的第四种形式，即“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到英格兰银行的资本”[9]。这里讲的是美国由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移民，把西欧的资本主义带入美国，从而由原始社会超越奴隶制和封建制两个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我们既不应该把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也不应该否认西欧以外有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起源走着与西欧各国相同或相似的道路。认为一切民族不论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其资本主义起源都要走西欧各国走过的道路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一切民族不论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不会或不能走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起源走过的道路也是不对的。
二、马克思对待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科学态度
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人根据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批判，断定马克思根本否定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不符合历史观的本性。
前面已经讲过，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指的是他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原始积累”一章中描述的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具体途径，即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这是由当时西欧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决定的，并不是说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