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标准的讨论，转换了教科书哲学的先验思维模式，才使我国走上改革发展的道路。如果说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原则、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那么，我们要理解和实践社会主义的科学学说，首先的和决定性的条件也是必须转变我们的哲学思维方式。如果我们遵循的是永恒正义、不变本质、概念规定的先验思维原则，我们就不但不能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谛，还必然会把这一科学学说本身变成先验的教条原则，使它重新退回到空想理论中去。
我们不应当隐讳问题，也不应当回避问题，从多年来的历史实践中我们应该坦诚地承认，马克思创立的哲学在苏联学者手中（主要体现于哲学原理教科书），由于他们没有转变传统哲学的先验思维逻辑，他们不但使这个哲学的许多内容退回到18世纪的水平，而且也把这个哲学本身的理论转化成为先验的教条原则。那么，在这种哲学模式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状况如何呢？
苏联作为第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利用政权的力量做了许多事情，甚至使自己成为可与强大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最后仍然解体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问题那就不能否认这样的一点，就是：它所实践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创立的那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不相同；而这种不同的最大之点恰在它把“社会主义”变成了马克思所否定的那种“应确立的状况……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的先验原则之类的东西，从而使它失去了现实的生活基础。应该说，这种情况与哲学中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走的是与苏联同样的道路。我们遵循的哲学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我们的社会体制是全盘学习苏联得来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垮了，我们没垮，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日益繁荣。这是为什么？人们都很清楚，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邓小平和党中央领导下，及时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上了社会体制改革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怎样转变过来的？人们也都记忆犹新，在这里哲学观念、哲学原则的转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全民大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是个哲学理论问题，它怎么会起到如此巨大的历史转折作用？在我看来，这个讨论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使我们从先验的思维模式转换为实践思维模式，从而解决了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最大难题，即抽象理论原理与生活实践逻辑相背离的矛盾，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正是哲学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只有哲学才能发挥作用。
应该说，在我国，这个矛盾本身就是由哲学造成的。我国本来没有多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非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贫穷、落后、社会不发展。那时我们却抛开我们的生活现实，不是从批判我们的旧世界中去创建我们的新世界，而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抽象对立的原则出发，把西方的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的主要批判目标，以为只要我们同资本主义断绝关系划清了界限，我们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哪怕那是一个贫穷和落后的社会主义。这里遵循的是什么？就是原则优先的先验思维逻辑。而当着生活现实迫使我们必须抛弃这些先验原则之时，主要的障碍还在这个思维模式，这就是“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
从苏联和我国走过的发展道路我认为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这样一点，这就是：从否定传统先验思维方式中形成的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哲学及其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实质和灵魂，马克思的理论是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结果，我们要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也必须首先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破除原则先行的传统先验思维方式、确立尊重生活逻辑的实践思维方式。这也就是我们能够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哲学基础。我们平常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掌握它的精神和实质，它的精神实质主要也就在这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是坚持其理论的思维逻辑，而不是理论的语句。我们吃够了那种按照传统思维方式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先验原则，然后以为坚持词句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苦头。应该从历史的沉痛教训中醒悟，使我们的思想达到更加充分的自觉。
传统哲学观念特别是它的思维模式支配我们的头脑长达数千年，可以说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思想本能。很多人已经只习惯照本宣科、照章办事、框框中的生活，思想一旦解放出来，要发挥自主的创造性，反而会手足无措很不习惯。转换思维方式决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实践标准的讨论是重要的发端，后来开展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是它的继续，它们对转变哲学观念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实践方面转变得较为彻底，取得的成效也较显著，而在理论思想方面就难说已彻底摆脱传统原则的影响。当前我们生活中的双重行为轨道、双重话语范式、双重人格表现就说明了这点。
我们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也很繁重。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关系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现在和未来。现在已是应该把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引起人们普遍重视的时候了。
这就是我提出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实质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的主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