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把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导回到费尔巴哈的“倒转”或尼采的“反动”。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言，海德格尔在这一“导回”之事上，乃是过分轻易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个命题确实是费尔巴哈的；在马克思1843年的著作中，这个命题大体上也确实属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而且，就此一命题作为形而上学命题而言，它也确实可以引导到海德格尔所谓的“作为存在的存在对于人不（nihil）再存在”[27]。但是，把这一命题放到“费尔巴哈所作的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倒转这个境域中”以便看清它——这个非常值得赞许的举动如果同时变成把马克思嵌入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中，那么，这种“嵌入”就是十分可疑的。虽说就问题的实质而言此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就像费尔巴哈以反黑格尔始而终归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片断一样），但此点显然需要得到充分的论证。对于不止于《导言》的马克思来说，如果可以用其1843年的一个命题而使之实现与费尔巴哈的归并，那么，难道就不能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以及稍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论证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本质重要的分离吗？难道在这两部著作中不是包含着清算费尔巴哈——从而清算马克思本人1843年的“信仰”——的全部理由吗？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里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论据，它们也决不构成对海德格尔那些断言的反驳；但这样的问题显而易见地提示着并且要求着探讨的扩展与深化。
二
海德格尔正是依循着费尔巴哈的“倒转”来制定其解释马克思哲学之方向的。紧接着对于《导言》的诠释，海氏对于《提纲》中马克思的那个最著名的并且在其存在论基础上最关紧要的命题——“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8]——实施了完全相同的理解方案。他说，让我们来考察上述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针对着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29]
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的那个命题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形而上学事实上设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狭隘联系”（在当代哲学视域的观照中此种联系当然是狭隘的）；并且由于这一命题是形而上学的，所以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想法”，而这个想法作为基础最切近地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之中。海德格尔甚至就此断言：“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30]照此看来，马克思哲学立场之从属于费尔巴哈的“倒转”这一基本解释，便使得马克思加诸费尔巴哈的那些批评性的判词——作为“理论家”和“哲学家”，从而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最终命运般地落到了马克思本人头上，就好像一个鲁莽的但气力毕竟不济的人在搬起石头砸伤敌人时终究还是砸到了自己的脚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