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明，或对其当代意义的揭示，已经必不可免地要求在哲学上予以极大地深化了。此种必要性，不仅由于如德里达扬言，“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19]，而且由于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几乎完全被湮没在汪洋大海般的近代性解释之中。即使是20世纪最重要的有关理论家和思想家——如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奇等，如萨特和海德格尔等，虽然对马克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仍然不是在消除而是在强化马克思哲学的近代性解释，并使之凝固为某种硬化的形象。然而，这样的形象是有根据的吗？《晚期海德格尔论马克思》[20]一文尤其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分量——一则由于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家的基本评论，一则由于海德格尔揭示主题本身的方式与深度。对于我们来说，正是在这里，绽露出揭示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必要性，以及经由一个批判性的对话使得此种揭示在哲学上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性。因为这里要关涉到的，即是哲学存在论（ontology）的根基。
一
《晚期海德格尔论马克思》所作评论之实质是什么呢？它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马克思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家；全部马克思主义以之作为依据的命题——“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第二，伴随着上述命题的，就像费尔巴哈一样（或者如若我们联系着海德格尔别处的议论，那么，也许就像尼采一样），乃是实施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倒转”。因此之故，马克思哲学以之作为特征的“生产性”——社会之社会性生产（gsellshaftlicheProduktionderGesellshaft）与人作为社会存在体（sozialesWesen）的自身生产，就正是“当今之思想”，易言之，就是我们时代之意识形态。第三，由于马克思如费尔巴哈或尼采一般对黑格尔所实现的倒转，所以他便置身于形而上学之最遥远的对立面中；并因而从“向着存在而思”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21]。
我们必须承认，在这样的评论中所透露出来的问题是深入的和意义重大的。其所以是深入的，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切近于存在论的根基；其所以是意义重大的，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应答最关本质地涉及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性质，涉及对这一哲学之全部意义的估量。因此，这样的问题是决不允许——事实上，也决不能够——被轻易地打发掉的。相反，它们应当——事实上，也完全能够——被引向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思想的最深处。在这里，有必要立即提出的声明是：我们完全不同意海德格尔在上述评论中对马克思哲学之根本性质所作出的判断。因此，一个批判性的对话就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先从最简单、最表面的问题入手，从可能作出某种区分的思想史上的“事情”入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海德格尔的讨论班特别关注的一个命题，是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的“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2]海德格尔就此评论说，这不是政治命题，而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命题”，不只是就其与政治命题相区别而言，并且是就其哲学性质而言。因为他接着谈道：把这个命题“放到费尔巴哈所做的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倒转这个境域中，就可以把这个命题看得很清楚。可以用如下方式进行观察：对于黑格尔来说，知识之事情是处于其辩证生成中的绝对。通过把人而非绝对做成知识的事情，费尔巴哈倒转了黑格尔。在我们所引用的这个命题三行之后，可以在马克思的文本里读到如下的句子（这与费尔巴哈式批判的意义完全一样）：‘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个学说——’。”[23]
